以下就是司馬遷作《史記》，史學因之轉變方向。《史記》這書的記載並不十分真確，南宋以後，有許多人加以攻擊；但是無論如何，不能不承認是一種創作。他的價值全在體裁的更新，舍編年而作紀傳書表；至於事蹟的擇別，年代的安排，他是沒有工夫顧到的。自司馬遷以後，一直到現在快出版的《清史》，都用《史記》這種體裁，通稱正史。
自《隋志》一直到最近的各種《藝文志》和藏書目，史部頭一種就是正史，正史頭一部就是《史記》。雖説編年體發達在先，但紀傳體包括較廣，所以唐人稱為正史。普通人以為紀傳體專以人為主，其實不然。《史記》除紀傳以外，還有書表。表是旁行斜上，仿自《周譜》；但《周譜》只有譜，《史記》則合本紀列傳書表在一起，而以表為全書綱領，年代遠則用世表，年代近則用年表，月表。或年經國緯，或國經年緯，體例很複雜。本紀是編年體，保存史官記載那部分。書八篇是否司馬遷原文，做得好不好，另一問題；但書的內容，乃是文化史，不是單講個人。《史記》八書所載範圍的東西已很複雜，後來各史的書志，發展得很厲害。如《漢書》的《藝文志》，《隋書》的《經籍志》，《魏書》的《釋道志》，多麼寶貴。
所以紀傳體的體裁，合各部在一起，記載平均，包羅萬象，表以收復雜事項，志以述制度風俗，本紀以記大事，列傳以傳人事，伸縮自如，實在可供我們的研究。我們不能因近人不看志表，也罵紀傳體專替古人做墓誌銘，專替帝王做家譜。我們儘可依各人性之所近去研究正史。如《晉書》好敍瑣碎事，滑稽語；《元史》多白話公文；這都保存了當時原形，這都因體裁的可伸可縮，沒有拘束。所以司馬遷創作這種體裁，實在是史學的功臣。就是現在做《清史》，若依他的體裁，也未嘗不可做好，不過須有史學專家，不能單靠文人。自從他這個大師打開一條大路以後，風起雲湧，續《史記》者有十八人；其書雖不傳，但可見這派學風在西漢已很發達了。
司馬遷以後，帶了創作性的史家是班固，他做的《漢書》，內容比較《史記》還好；體裁半是創作，就在斷代成書這點。後來鄭樵罵他毀滅司馬遷的成法，到底歷史應否斷代還有辯論的餘地，但斷代體創自班固則不可誣。從此以後，斷代的紀傳體，歷代不絕，竟留下了二十餘部。稱中國歷史，必曰“二十四史”。“二十四史”除《史記》外，都是斷代的紀傳體。談起這體的開山祖，必曰班固。所以班固須佔史家史的一段。
再次是荀悦，即《漢紀》的作者。史的發達，編年在先，紀傳在後。司馬遷以前，全是編年；以後，紀傳較盛，但仍感有編年的必要。《漢紀》即編年體，荀悦的地位同於班固。班固變通代的紀傳體為斷代的，荀悦也變通代的編年為斷代的。所以荀悦也須一敍，以表示這種趨勢。
第一期的史家有這麼多，也有一等二等之分。經過這一期以後，“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的，史家多極了。據劉知幾的計算，自東漢到唐初不下百餘家，這是史學極盛時期，單是《晉書》就有十八家做過，自唐代官修《晉書》出而十八家全廢。此外宋、齊、梁、陳、北魏、北周、北齊以及稍前的五胡十六國，或編年，或紀傳，無不有史，即無不有史家。但那時著作，多半因襲，沒有創作。自唐初以前，作者或兼史官，或以私人作史。而後來得國家的幫助，國家把他當史官看待，或競用私人力量著成一書，這都受司馬遷、班固的影響。這些人和唐以後不同，都是一個人獨立做史，或父子相傳，或兄弟姊妹同作。他們的成功與否，成功的大小，另是一問題；但都想自成一家之言，不願參雜別人的見解，和唐後官修史書完全異致。
唐以後，史學衰歇，私人發宏願做史家的很少。國家始設立館局。招致人才，共同修史。這種制度，前代也許有，但都是暫時的；到唐代才立為法制，但有很多毛病，當時劉知幾已太息痛恨，而終不能改。劉知幾是史官中出類拔羣的，孤掌難鳴，想恢復班固的地位而不可能，只好悶煩鬱結，著成一部講求史法的《史通》。他雖沒有作史的成績，而史學之有人研究，從他始。這好像在陰霾的天氣中打了一個大雷，驚醒了多少迷夢，開了後來許多法門。這可以讓第三部分講。
宋朝有好幾部創作：（1）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記》，好不好，另一問題；但在史家的發達變遷上，不能不推為一個復古的創作者。他在隋唐、五代空氣沉悶以後，能夠有自覺心，能夠自成一家之言，不惟想做司馬遷，而且要做孔子，這種精神是很可嘉尚的。他在《新五代史記》以外，還和宋祁同修了《唐書》。《唐書》的“志”這部分是他做的，很好，只有《明史》的“志”可和他相比。表這部分，如《宰相世系表》也算創作。所以，歐陽修所著的書，不管他好不好，而他本人總不失為“發憤為雄”的史家。
（2）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價值不在《史記》之下。他的貢獻，全在體裁的創作。自荀悦作《漢紀》以後，袁宏作《後漢紀》，幹寶作《晉紀》，都是斷代的編年體。到《資治通鑑》才通各代成一史，由許多史家分擔一部，由司馬光綜合起來。簡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術，不在司馬遷之下。先頭作了《長編》，比定本多好幾倍；後來又另作《考異》，説明去取的來由；作《目錄》，提挈全書的綱領：體例極完備，《考異》的體例尤其可貴。我們學古人著書，應學他的方法，不應學他的結果。固然考異的方法，司馬光也運用得不曾圓滿，我們還可糾正；但不相干，只要他能夠創作這種方法，就已有莫大的功勞。自有此法以後，一部史書著成，讀者能知道他去取的原因，根據的所在。所以司馬光在史學的地位，和司馬遷差不多相等。
（3）司馬光附屬的第二流史家是朱子，朱子就《資治通鑑》，編成《通鑑綱目》，雖沒有做好，自不失為小小的創作。他改直敍的編年體為和《春秋左氏傳》一樣的綱目體，高一格為綱，低一格為目。其注重點在綱，借綱的書法來發揮他的政治理想，寓褒貶之意。他最得意的地方，如三國的正統改魏為蜀等，其實沒有多大關係；其好處在創造綱目體，使讀者一看綱就明白一個史事的大概。這種體裁還可運用到編年以外的體裁，紀傳可用，書志也可用。如後來錢子文《補漢兵志》，錢德洪作《王陽明年譜》，就用這體。這體的好處，文章乾淨，敍述自由，看讀方便。但創造這體的人是誰，還有問題。《元經》若是王通或阮逸所作，則這體是他們所創，但不可靠。無論如何，用綱目體來做史，自朱子起，則可無疑，所以朱子可稱史家。
（4）朱子前一點，最偉大的是鄭樵。他以為歷史如一個河流，我們若想抽刀斷水，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一姓興亡為史的起訖，是最不好的。因此，創作一部《通志》，上自極古，下至唐初。這種工作梁武帝和他的臣子也曾做過，《隋志》載他們做的《通史》有四百八十卷，可惜不傳，不知其內容怎樣。鄭樵在史學界，理論上很有成績，實際上的工作如做《通志》可謂大失敗。《通志》的運氣好，至今仍保存。後來史學家批評他，紀傳一大堆儘可焚燬，因為全抄各史，毫無新例，只有《二十略》可看。他所以不致失傳，也許因為有《二十略》的成功。《二十略》貫通各史書志，擴充文物範圍，發明新穎方法，在史學界很佔着地位，足令鄭樵不朽。
（5）此外為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這書就《資治通鑑》的史事，摘要歸類，各標一題，自為起訖。論他紀事，大小輕重，頗覺不倫；論他體例，在紀傳編年之外，以事的集團為本位，開了新史的路徑，總不愧為新史的開山。
（6）還有蘇轍、呂祖謙一派的史論家，對於史事下批評。此種史論，《隋志》已載有《三國志評論》等書，惜已失傳，不知其是評史事是評史書。從前紀傳體每篇末尾必有幾句短評，但沒有專門評論的。宋朝有許多專門作史評家的，在史學界有相當的地位。
（7）還有羅泌做《路史》；敍先秦以前，選擇資料最不精嚴，但用的方法很多，有許多前人所不注意的史蹟他也注意到，在史學界也有點價值。
（8）吳縝作《新唐書糾繆》《新五代史記糾繆》，雖專用以攻擊歐陽修，但間接促起史家對於史事要審查真偽的注意，開後來考證史事一派，關係比前二種重要得多。人們只説宋朝理學發達，不知史學也很發達。
一到元明，簡直沒有史家，史官修的《宋史》《元史》都很糟。中間只有金遺民元好問專門收羅文獻，以史為業，可謂有志之士。明朝有許多野史，卻沒有一個真的著作家。清朝的史學，各種都勃興，但大體的趨向和從前不同，留在第四部分講近代史學界趨勢時講。史家的敍述就此停止。
第三部分講史學之成立及其發展。凡一種學問，要成為科學的，總要先有相當的發展，然後歸納所研究的成績才成專門。先頭是很自由的發展，茫無條理；後來把過去的成績整理，建設科學：沒有一種科學不是如此成立的。所以一個民族研究某種學問的人多，那種學問成立也更早；若研究的人少，發達也更遲。自成為科學以後，又發現許多原則，則該科學更格外發展。先有經驗，才可發現原則；有了原則，學問越加進步。無論哪門學問，其發達程序皆如此。史學在中國發達得最厲害。所以成立得也最早，這也是和各科學發達程序相同。
又從旁一方面看。凡一種學問，當其未成立為科學以前，範圍一定很廣，和旁的學問分不清：初成科學時，一定想兼併旁的學問。因為學問總是有相互的關係，無論何學皆不能單獨成立，所以四方八面都收納起來。後來旁的學問也漸漸成為科學，各有領土，分野愈分愈細。結果，要想做好一種學問，與其採帝國主義，不如用門羅主義：把旁的部分委給旁的學問，縮小領土，在小範圍內，盡力量，越窄越深。全世界學問進化分化的原則如此。中國人喜歡籠統的整個的研究，科學的分類很少。這也不能説不好，不見得要分才是好。現在德國人做學問，分得很細；英國人則帶海洋性，什麼都含混點：兩方面各有好壞。但為研究學問的便利起見，分得精細也有好處。因為要想科學格外發展，還是範圍縮小，格外經濟。中國史學成立以後的最大趨勢就如此。最初很寬，以後愈趨愈細。從前廣大的分野，只能認為有關係的部分；把範圍縮小，到自己所研究那一點。
中國史學的成立與發展，最有關係的有三個人：一、劉知幾；二、鄭樵；三、章學誠。此外很多史家，如上文所講在史學方面，零零碎碎，都講了些原理原則，把史學的範圍意義及方法，都各各論定了。但在許多人裏邊，要找出幾個代表時代特色而且催促史學變化與發展的人，就只有這三個。他們都各有專著討論史學。劉知幾有《史通》；鄭樵有《通志總序》及《二十略序》；章學誠有《文史通義》及《湖北通志》《永清志》《亳州志》《和州志》各序例。此三人要把史學成為科學，那些著作有很多重要見解。我們要研究中國史學的發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見解，無論誰都值得我們專門研究。現在只能簡單的講些他們的特點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