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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比起“明亡於李自成”的扎心歷史來，比這更“扎心”的事實就是：不管有沒有李自成，明朝的滅亡，都差不了那幾年。比如“取代”明王朝入關的清朝順治皇帝，就對這“扎心事實”感同身受。
清朝順治十三年（1656），坐穩天下的順治帝下令，要官員們好好整理保護明朝留下的黃冊檔案，以便新朝統籌人口賦稅。但接著就被雷了一下：戶部尚書孫廷銓叫苦說，晚明的黃冊，這些理論上該每十年“造冊”，做到精確統計的珍貴資料，內容卻是胡編亂造扎堆，各地的人口戶籍狀況，特別是農村人口，竟都是相互間亂抄，有的崇禎年間的“黃冊”，竟拿著朱元璋年間的“黃冊”抄一氣，把老祖宗都“挖”出來造假。
尤其搞笑的是，明末“造冊”的官員，還喜歡搞“超前思維”，為了圖方便，乾脆把幾十年的黃冊，“一次性”統統造完，需要核查時就拿出來湊數。明思宗朱由檢明明是崇禎十七年（1644）上的吊。清朝官員竟然還清理出了“崇禎二十四年”的黃冊。如此“穿越作品”，讓順治帝君臣也哭笑不得，只能當垃圾一樣扔了。過了沒幾年，這些“黃冊”更常堆在南京街上公開售賣。以明朝遺民方文的嘆息說“路旁堆積如蘆柴”，就是一堆廢柴啊。
為何如此廢柴？想想也就明白，明末土地兼併嚴重，大量本該為國家納稅的土地，全被權貴官僚們巧立名目侵佔，一代代本該“上黃冊”的自耕農們，也就成了苦命的破產流民。蛀蟲們像吸血一樣侵吞著明朝的土地，再拿這些造假黃冊糊弄事，也瘋狂地催生著各地的“李自成們”。以學者馬伯庸的話說，“大明的覆亡實際上是一次系統性的崩潰”，而這些黃冊，則是“一件充滿諷刺意味的死亡物證。”
而比起被雷得不輕的順治帝君臣們來，明朝文學家吳應箕，卻早在明末大亂前夜，就深味了這細思極恐的未來：明朝天啟七年（1627），清晨路過河南真陽的他吃驚的發現，自己走過了這幾十裡道路，本該都是肥沃的良田啊。就連田畝之間的邊界，都依然清晰可見，可土地上卻是一片荒茅白草，顯然已棄耕了好些年。那年還是河南風調雨順的一年，可走過附近村鎮，遇到的也全是老人，青壯年都稀少，更別提耕地了。
為何會“放著好好的地不耕”？吳應箕細一問才直到，這些他走過的荒地，前些年都是“膏腴之業”，可明末土地兼併加劇，地給“兼”走了，多出來的賦稅，就得其他苦老百姓買單，甚至“人去而糧尤在”。外加從知縣到衙差，簡直是層層加派，正常交一份稅，就要“加碼”到七八倍。交不起就只能跑，“貧者則盡棄戶而去”，就留了一片光禿禿的地。如此慘景，吳應箕當時也“不覺浩嘆”。接下來的事情，“浩嘆”後就可以想。
此情此景，並非是哪一年的特例，而是從萬曆晚年到崇禎上吊的近半個世紀裡，明王朝國土上每年每時每刻都會發生的活劇。比如就在吳應箕“浩嘆”的河南，權貴們的土地兼併，就已進入到瘋狂階段，“田之多者千餘頃，即少者亦不下五六百頃”。看過這瘋狂場面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明末一度窮途末路的李自成，在河南振臂一呼，就立刻如烈火燎原般復起。
如此危機，難道大明朝堂上就沒有明白人？那些當時喜歡怒懟皇帝罵權臣，然後常被後人大書特書“剛正”的“言官”們呢？明朝兩個多世紀裡，擁有“以小制大”權力的言官們，確實曾是大明朝堂的“淨化劑”，可到了晚明年間，明朝兵部尚書梁廷棟的一句話，就戳穿了這群人的畫皮：“國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督查腐敗的言官，下去巡視一番，竟就趁機大肆受賄，相當於“加派百餘萬”。
對比下來，梁廷棟的這聲斥罵，還是客氣的。崇禎年間的民謠就說“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言官們把持的考核官員大權，都成了吸金神器。負責督查六部的“給事中”言官，更公認“納賄之魁”，有些言官的撈錢手段，更到了不要臉的地步：一聽說參加“考選”的官員進京，京城言官們就成了聞了味的狗，立刻找著“苦主”要錢。有時嫌錢給的不夠，甚至半夜大咧咧來敲門，整一堆“黑材料”勒索……
連朝堂的“淨化劑”，都“髒”到了不要臉的地步。晚明的吏治當年也可以想。比如號稱勵精圖治的崇禎年間，崇禎皇帝如此惡治百官，結果卻是“賄賂之盛，莫如此日”。腐敗程度“完美超越”明朝任何時代，官場日常行賄受賄，用黃金都被嫌沒品位，都得用珍珠開路。官場上還流行“借京債”，想要跑官要官就得送錢，沒錢就得借高利貸，也就是京債，得了官再還。那怎麼還？當然就是靠貪汙腐敗，勒索壓榨百姓。
如此情景，連崇禎皇帝本人都心知肚明：“未用一官，先行賄賂，文武具是一般”。可就算這樣又如何？他還是“心知肚明”的上吊了。
至於號稱“工資很低”的明朝官員生活？發展到晚明年間，比起那讓吳應箕們“浩嘆”的民生來，卻還真是有聲有色。南京的秦淮河上，各色的“花船”上夜夜笙歌。無論“東林”還是“復社”，只要入得這“圈子”，秦淮河上的尋花問柳，就是“精英”們的日常功課。多少名躁江南的“花魁”，更都是“精英”們的被中客。當然“精英”們縱橫秦淮河，也不忘了日常工作，多少浩大的“復社”活動，就是從秦淮河上密謀。
此情此景，以清朝詩人秦際虞的感慨，那真是“福慧幾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東林”。內憂外患的晚明年間，那些號稱“肩負天下”的“精英”，都在忙活這個。
官員們的個人生活，那更成了“明末文化”的生動代表。河南官僚們“田之多者千餘頃”的幸福生活，比起江南官僚又成了小兒科。以明末清初遺民顧炎武的話說，明末的江南百姓，百分之九十都“為人佃作者”，大大小小的當地官僚，動輒就富可敵國：東亭的華家，每年田租四十八萬兩白銀，僅僕人就養了三千。蘇州的錢家，每年田租九十七萬兩白銀，吳興的董家和嘉興的項家，資產更過百萬兩白銀。
這些有錢的“精英”們，當然也沒落了享受，明末年間瘋狂大起豪宅，多少今天還被看做“文化遺產”的江南園林，都是這麼來的。甚至“收健壯為奴”“收債急於納稅”。朝廷的法度被他們踩在腳下，大明的土地賦稅成了他們瘋狂吞噬的血肉。直到清軍入關，山河變色，再一個個著急忙活跑出來，剃頭做了“大清忠臣”。
官僚如此，王公貴族以及野史裡常見“很愛國”的公公們呢？攻破北京的李自成，拼命拷掠京城百官同時，捎帶也給百官們“正了名”：“進拷索銀七千萬兩，侯傢什三，閹人什四，官什二，估商什一”。確實，比起“侯家”“閹人”來，文武百官的“發財手段”，又差了一大截子，大明亡國的全過程，其實也是這幫人的“另類比闊”。
只是這明王朝，就在這樣的“比闊”裡，陷入到亡國的厄運中。看過全過程就知道：一個上上下下爛透的王朝，表面繁榮卻民生艱難的末世，又能有幾天活頭？沒有李自成，也會有張自成王自成。一個李自成背後，就是多少這樣發人深思的興衰真相。
參考資料：馬伯庸《顯微鏡下的大明》、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商傳《走進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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