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誤譯”不但會影響歷史程序，也會反過來重新潤飾乃至扭曲歷史本相。
馬戛爾尼使華尋求平等通商，被無名翻譯們譯作“進貢”
近日有新聞曰：“中國高鐵出口‘洋相’：刮雨器譯成抹布丟訂單” ，可見翻譯出紕漏，多麼要命。其實，錯誤的翻譯，不單能令公司丟訂單，也能改變歷史程序。試舉幾例：
1793年，英國派馬戛爾尼勳爵率使團訪華，尋求通商並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係。使團啟程之前，先透過東印度公司董事長Francis Baring，致信兩廣總督，將訪華一事提前告知。據英方檔案，信的開篇，是這樣寫的：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聽說：貴國皇帝慶祝八十萬壽的時候，本來準備著英國住廣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申祝敬，但據說該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十分遺憾。為了對貴國皇帝樹立友誼，為了改進北京和倫敦兩個王朝的友好來往，為了增進貴我雙方臣民之間的商業關係，英王陛下特派遣……馬戛爾尼勳爵作為全權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謁見中國皇帝，深望透過他來奠定兩者之間的永久和好……”①
英方這封信，有英文和拉丁文兩個版本，全都送到了署兩廣總督郭世勳手裡。郭接信後，一番折騰，譯成中文呈遞給乾隆皇帝時，其中的英文版，成了下面這個樣子：
“我本國國王管有呀哺毗嘧噸嘶噶哂噯喻等三處地方，發船來廣貿易。聞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萬壽，本國未曾著人進京叩祝萬壽，我國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國王稱，懇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國的人來廣與天朝的人貿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餉貨豐盈。今本國王命本國官員公舉輔國大臣嗎嘎爾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賞見此人，我國王即十分歡喜……”②
清末，京師同文館內學習外語的師生
拉丁文版，則被譯成了這個樣子：
“我國王兼管三處地方，向有夷商來廣貿易，素沐皇恩，今聞天朝大皇帝八旬萬壽，未能遣使晉京叩祝，我國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國王命親信大臣，公選妥幹貢使嗎嘎爾呢前來，帶有貴重貢物進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順之心……”③
“遺憾”變成了“惶恐不安”;平等的通商建交請求，變成了對“天朝上國”的“進貢”……馬戛爾尼勳爵跨越重洋的外交使命，尚未啟程，就已被不知名的翻譯們徹底摧毀。
嚴復夾帶私貨，將赫胥黎著作的原意，徹底倒轉
知名的大翻譯家們，同樣也在用誤譯坑害歷史程序。近代思想大家嚴復，首倡“信、達、雅”翻譯三原則，卻不能以身作則。其最著名的作品《天演論》，譯自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只做到了“雅”，地道的中國文言，滿足了晚清知識界的口味，使該書得以廣泛流傳，影響了數代人的思想。至於“信”、“達”，《天演論》實乃典型的反面教材。不僅不“信”、不“達”，簡直是徹底的“誤譯”。④
赫胥黎原著的本意是：生物學意義上的“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汰、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只適用於“生物界”，而不適用於“人類社會”。“生物界”沒有道德標準，而人類有著相親相愛、互助互敬的本性，其發展模式，必然不同於“生物界”。達爾文字人的觀點，與赫胥黎完全一致。但嚴復卻在《天演論》裡公然宣稱：“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不二鐵律。
這樣與原著旨意截然相反的“誤譯”，可謂觸目驚心。嚴復這麼做，不是翻譯水準不夠，而是存心所為。嚴氏在英國留學期間，深受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洗腦。斯賓塞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與生物界一樣，遵循“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但生性懶散且久染鴉片癮的嚴復，不願意翻譯斯賓塞的著作，嫌其著作太厚重，翻譯出來“至少亦須十年”，轉而選擇去翻譯赫胥黎內容精簡的小冊子《進化論與倫理學》，同時扭曲原著旨意，大量摻入自己的私貨。
自《天演論》出爐，“社會達爾文主義”迅速俘虜並統治整個中國知識界垂20年。直到1920年，已經搞了半輩子革命的孫中山，才幡然醒悟，擺脫嚴氏《天演論》的洗腦，重歸赫胥黎原著的真意，在《建國方略》中反省道：“(人類)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但《天演論》在近代中國所撕裂出的傷口與歧途，已無從扭轉。⑤
《天演論》之外，類似影響中國近代歷史程序的“誤譯”尚有許多。譬如，《共產黨宣言》最後那句著名的口號——“Workers of all countries，united!”(1888年英文版，經恩格斯親自校訂並加註)——顯然，更準確的譯法，應該是：“各國的勞動者，聯合起來!”而非耳熟能詳的那句：“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雖然恩格斯在188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個註釋，認為“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護生活的現代僱傭工人階級。”⑥但在中文情境裡，“無產者”不單單包括依靠正經勞動謀生的“工人階級”，也包括“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城鄉遊民。
嚴復和他翻譯的《天演論》。該書打著洋人赫胥黎的名頭，實際上其內容旨意完全與赫胥黎相反
“誤譯”不但會影響歷史程序，也會反過來重新潤飾乃至扭曲歷史本相。譬如，蘇俄在1918-1921年間，曾實施一項糧食政策，名曰“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развёрстка”，中國的大、中學歷史教科書，普遍將其翻譯為“餘糧收集制”，顧名思義，給讀者的印象是，蘇俄當日，徵收的是農民吃、用以外的“餘糧”，是一項比較“溫和”的政策。而實際上，該政策應該被譯作“攤派徵糧制”，實際徵收的，並不是農民的“餘糧”，而是“保命糧”，所以，在該政策實施期間，農民曾“報以無數的反抗乃至起義暴動”。這種誤譯，是有意或是無意，尚無人考證。⑦至於今人將“Chiang Kai-shek”(蔣介石)譯作“常凱申”，則僅是等而下之、不學無術的笑談罷了。
註釋：
①(英)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P38。②③《譯出(口英)咭唎國字樣原稟》，故宮博物院：《英使馬戛爾尼來聘案》，P3-4。收錄於《掌故從編》第1輯，1930。④紀坡民：《“誤譯”和“誤讀”，把“倫理學”丟了——從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到嚴復的〈天演論〉》。⑤諶旭彬：《社會達爾文主義扭曲中國轉型之路》，轉型中國第19期。⑥俞可平：《思想解放與政治進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P185-197。⑦趙旭黎：《“餘糧收集制”是一個錯誤譯名》，北京日報2014年0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