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會粘蜻蜓嗎?就是用剪下來的紅色的腳踏車內胎的邊角料，是橡膠，放在鍋裡熬，或者直接在火上燒，燒或熬到恰到好處，顏色棕了吧唧，摸起來粘粘糊糊的如同膠，特別好使，就把它塗在一種長長的杆子的尖稍上，然後就可以在外面去粘趴在樹梢枝頭不動的蜻蜓，或者知了，最好是粘在透明的翅膀上，一旦粘住，蜻蜓或知了就跑不了了，乖乖地被拿下……
寫完這段話，我覺得特別心虛，因為不知道，1，是否有人感興趣，2，有多少人會想到蜻蜓可以粘，3，有多少人意識到蜻蜓可以作為玩物，4，有多少人覺得蜻蜓多到足夠讓兒童去遊獵的地步，5，有多少人知道腳踏車內胎是紅色的，6，有多少人會覺得在鍋裡熬腳踏車內胎是精神正常行為，7，巨大的年代代際差異使得人們覺得我苦逼可憐……
說實話，我對你們的可能的反應，一點兒譜也沒有。我只是硬著頭皮寫寫寫，說說我上小學時候這個特別印象深刻的記憶。如果你們覺得：這tm都是些什麼呀，那你們就都給算在時代的賬上罷，不要算在我的賬上，因為我當時作為小朋友和現在作為大人，精神都是挺正常的。
當時衚衕裡面到處都是孩子們在粘蜻蜓，我現在也沒覺得那就苦逼可憐了。
時間地點人物：時間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具體也就那麼幾年。地點是北京的衚衕。人物是趙黎明和我。我1978年9月1日上的小學一年級，在府學小學。(是的，就是現在人們說，如果不是有幸生在這個學區，得花上百萬才進得去的所謂東城“名校”。~)
趙黎明那時候也是在府學小學，上“小五年級”。——就是說趙黎明他們那撥人口太多，一個五年級上不過來，春天入學的那撥叫“小五年級”。趙黎明是河北人，他兜裡總是裝著炒豆子，掏出來往嘴裡放著嚼，有林副主席遺風。(啥叫林副主席遺風?我懶得解釋了。總之我發現只要隔那麼一二十年，地球人能隔膜得比火星人還隔膜。總之我記事的時候林副主席是個大壞蛋。)趙黎明有河北口音。比如說吃那個炒豆子叫“吃dǒu兒”，是三聲。搞的我也去高度模仿，讓媽媽炒豆放在我的兜裡，在外面“吃dǒu兒”。趙黎明只帶著我粘蜻蜓大概兩三年，即兩三個暑假。每次跟他待一個暑假，我都變成了河北口音。
後來他無法學習了，說是一看書就“腦仁兒疼”，但是粘蜻蜓的時候不疼。所以他爸爸，我們住的大雜院兒的一個河北農村來的工人，就打他。後來他很快就儼然成為一個小夥子，個子不高，當鍋爐工了，再往後就沒見過了。
我呢，則一路唸書念下去，你知道的，一直變成現在這個書呆子，還對粘蜻蜓一事津津樂道。
我後來上中學了，家也搬到樓裡去住了，知道香港有個同齡人電影明星叫“黎明”。但我第一反應，永遠是先想到了粘蜻蜓的趙黎明。(要是英語的話，要加定冠詞the，“The黎明”，如同電影《昂山素季》叫“The Lady”。)
一直到現在，我一看到蜻蜓，第一個反應還是想去粘。但現在蜻蜓太少了。想當年，衚衕裡面到處是盤旋的蜻蜓。還有就是我去工體游泳，工體外面那一路的灌木林裡，有多少蜻蜓!
我沒見過腳踏車內胎也得二十年了。(北京大街上你現在敢騎腳踏車麼?)但我覺得直到現在，一旦你讓我看到紅色的腳踏車內胎，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在趙黎明家違章小廚房(就是用磚頭壘出來的一個棚子做飯用)的角落裡面熬膠。當時我們多麼艱苦哇!記得有一次庫存的膠和內胎都沒了，我們就跑到北新橋的腳踏車鋪子裡面，從地上撿一大段，偷偷想拿走，結果招致了雷霆震怒一般的成年人痛罵，倉皇逃命!(車鋪一事，怕你不懂，就好心解釋一下：腳踏車胎紮了，漏了，需要補胎，補胎就用邊角料。所以修車鋪裡面有邊角料。)
而且我們每次熬膠，都在院子裡招致痛罵，因為據說那個味道太臭了!
我老說“我們我們”，就是我和趙黎明。其實呢?我是個笨蛋，從來沒有粘到一隻蜻蜓，也不會剪膠皮、熬膠，都是趙黎明一個人在幹。我甚至都發現不了停著不動的蜻蜓，都是趙黎明目光銳利。
而且說到粘蜻蜓的那個杆子，你們也肯定不懂。這不是木杆、竹竿，而是從過去掃大街的大掃帚上hāo下來的，不軟不硬、玉樹臨風、隨風搖曳、蜻蜓不覺得違和的一種杆子。
夏天的下午，知了到處在叫，烈日當空，手持塗了膠的杆子，出現在衚衕裡，那是多麼幸福的感覺哇!其實我也就是拿一下兒而已，真正的能手，是趙黎明。直到今天，我還很自卑，就是說，我看不到好幾米高的樹上，目標蜻蜓在哪兒，也不會粘。但趙黎明會把他粘下來的蜻蜓給我玩兒。我們一般是把蜻蜓的尾巴掐掉，往身體裡面捅一根火柴，點燃，然後快燒到蜻蜓胸口時，它就嗖地飛起!……現在看起來太殘酷了。
好吧，這是改革開放初期華主席“你辦事我放心”的北京，不是日本《菊次郎的夏天》好不好?也木有久石讓的配樂。
但依然，這是我快樂的童年的一部分。直到今天我都對蜻蜓解剖學，蜻蜓的頭、眼睛、腿、胸和翅膀，以及各部分摸起來的感覺，記憶猶新。
是的，我那時也看《夏洛的網》、《愛的教育》，還有你們沒看過的，加藤多一的《白圍裙和白山羊》，但我也跟著趙黎明粘蜻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