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豆瓣一刻:流亡者

由 習國防 釋出於 休閒

  一金廣陵家裡的老信封上,地址一欄,寫的是霞飛路。霞飛路是淮海中路的舊稱呼,上海最早的法租界就在這裡。金廣陵生在法租界,小區名字是樂安坊。樂安坊裡有73戶小樓,格局相同,每戶都有前後樓,上下三層,一共六個房間,三樓有亭子間,上上下下120多個平米。八十年前,金家剛到上海時,金廣陵的爺爺用五根金條換來了這棟房子。記憶裡,房子翻修過五六次,樓下的小院沒了,舊木窗也換掉了,只有紅色的松木樓梯沒有動過,樓梯扶手被摩挲了八十年,光滑得發亮。

  金廣陵在上海送變電工程公司上班,負責資訊通訊,每天早晨例行檢查裝置,六點就起床出門。這時弄堂裡幾乎沒人。騎上停在樓下的電動車,上了馬路,他喜歡沿著淮海路一直到底,轉上虹橋路,再上吳中路,到單位才吃早飯。在單位待一天,晚上六點才到家。他的太太在發電廠上班,出門稍晚,在弄堂裡遇人打個招呼,出門坐班車,也是晚上才回。

  這種日子,金廣陵已過了幾十年。他高鼻樑,架著黑邊眼鏡,腦門大,有些謝頂,不多的頭髮梳在兩側。三年前,他終於退休,也給兒子在浦東買了房。在左鄰右舍看來,金廣陵一家,就是普普通通一個上海家庭。

  很少有人知道,金廣陵其實是韓國人的後代。這棟住了八十多年的小樓,也曾是韓國人反日鬥爭的秘密集會點之一。

  小時候,父親就告訴過他這件事,但多年來這是個隱蔽的話題,家裡也很少討論。直到父親生病,1980年,臨終前的某一天,父親把金廣陵叫到身邊,讓他收好抽屜裡的戶口本,並且叮囑他,這東西現在沒用,以後一定有用。

  戶口本是豎排字型,已經發黃了,上面寫的不是漢語,而是日文,是金廣陵爺爺的名字金復炯。日本於1910年攻陷朝鮮後,實行殖民統治,在朝鮮推行了日語。那時很多人逃離朝鮮半島,到了上海,在馬當路306弄4號建立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金復炯在其中任職。此後他再也沒離開中國。

  父親是跟著爺爺一起來的。爺爺死於1942年,據說是被日本人毒殺。然後二戰結束,中國內戰結束,新中國成立,父親帶著金廣陵一直生活在上海。到了1970年代,北朝鮮的人找上門來,邀請他去朝鮮,但父親拒絕了。他說他只願回韓國。他打聽過回韓國的可能,但是中韓兩國那時還沒建交,根本無路可走。直到臨終,父親也沒如願回國,他鬱郁半生,很少提及家世。

  文革結束那年,中國曾有個政策,凡是有理由的家庭,可以修正自己戶口上的民族。當時二十出頭的金廣陵很興奮,帶上韓國戶口本,跑去淮陰路派出所,填了申請,從漢族改回朝鮮族。派出所的人沒見過韓國戶口本,往上請示,一週之後,通過了修正。全家人都改回了朝鮮族,只有父親不為所動,連說“世上沒有韓國,改了朝鮮族也沒用”。直到去世,父親的身份證上仍寫著漢族。

  離金廣陵的工作單位不到兩公里,就走到了宋慶齡公墓。爺爺金復炯就葬在那裡。曾經一同葬在那兒的,還有另一個韓國人吳永善——他曾在韓國臨時政府擔任法務部長,1936年病死於上海。早年的清明節,金家和吳家的後人都曾來掃墓,或許曾經擦肩而過,但兩家並不認識。

  吳家比金家來中國更早,最初也住在法租界。為了逃避日本人抓捕,吳永善決定給家裡人改頭換面,吳家改姓胡,他的孫子名叫胡佩榮,比金廣陵小六歲。吳(胡)家住在普陀區宜山三村,距離金家,也就七八公里。胡佩榮還記得,文革時,父親被打成反革命特務,家也被抄了,家裡藏的韓國臨時政府的書信、照片,悉數被沒收。他那時六七歲,眼看著來人把家裡的魚缸扛起來往地上摔,想從裡面找到藏起來的反革命證物。

  抄家以後,家裡經常悄悄來一群韓國人,有時帶些韓國菜,都說韓國話,吃完飯就唱韓國歌曲,唱到興奮時,大家還會站起來跳韓國舞。胡佩榮聽不懂韓國話,只記得有人用中國話告訴他:“記住,我們都是韓國人。”父親也很少提及家世,被胡佩榮問起,回答的大都相似:“我們就是韓國人,要給老一輩爭氣,要做好事,不要做壞事。”

  但對於金廣陵和胡佩榮來說,韓國仍很遙遠,上海才是現實。父輩們希望他們能永遠記住自己的身份,可是,就像胡佩榮常說的:“我是韓國人,卻聽不懂韓國話。”

  金廣陵爺爺金復炯二也許沒有人真正清楚,抗戰之後,到底有多少韓國人留在了上海。幾十年來,這些後代已成了地道的上海人,說上海話,做上海生意,葬在上海。

  他們的父輩,最初都是在朝鮮半島淪陷後流亡到中國的。1919年,朝鮮爆發了“三一運動”,日本人開槍殺死數千民眾,抓捕了幾萬人。革命者開始大批逃離,少數流亡到了蘇俄、美國,大部分則到了一水之隔的中國東北,成立了“朝鮮獨立軍”,開始與日本的武裝鬥爭。在全世界,流亡的朝鮮人建立了多個臨時政府,其中建立在上海的,就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遠在美國的李承晚被選為總統。

  在中國,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後,全國上下正充滿了一種難以抑制的反日情緒。在這種氣氛影響下,無論是中國的民間團體,還是黨政軍有關人員,對於那些一直在進行反日運動的韓國革命人士,自然同仇敵愾。原先在東北抗日的朝鮮獨立軍,立即紛紛與中國義勇軍合作,組成了中韓抗日聯軍,積極展開了對日本關東軍的游擊戰鬥。到了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後,上海的韓國臨時政府,發動韓國人積極參與中國十九路軍、第五軍的抗日行動, 使得上海一帶中國軍民心理上與韓國人起了共鳴。

  在上海,韓國臨時政府一邊逃避著日本人的追捕,一邊進行著半地下活動,反日方式以暗殺為主。暗殺最成功的一次是1932年的虹口公園爆炸案。當時,日軍的侵華主要戰場已經轉移到了華東地區,國民黨軍隊在淞滬會戰中失敗,日軍選擇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天長節(天皇生日)儀式,以慶賀他們在淞滬戰爭中所獲得的勝利。

  韓國臨時政府抓住了這個機會。時任臨時政府警務局長的金九和韓國青年尹奉吉決定進行暗殺。金九託人與上海兵工廠聯絡,製造特型炸彈。兵工廠採用當時最新技術,進行了幾十次試驗,製成威力巨大的炸彈。4月29日,虹口公園天長節慶祝會上,尹奉吉悄悄靠近主席臺,將炸彈扔在主席臺木板下。日軍的大將白川義則等人當場被炸死,另有幾名中將受到重傷,尹奉吉本人也當場殞命。會場大亂,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虹口公園”事件。爆炸案震驚國內外。雖然上海法租界再也保護不了韓國臨時政府,金九也被日本人通緝,但韓國人卻贏得了中國國民黨的重視與蔣介石的賞識。於是支援韓國獨立運動,便逐漸由原先中國民間團體的行為,開始轉變為中國國民政府的政策。

  爆炸案後,日軍搜捕韓國革命者,金九隨時可能被抓,經國民政府中央組織部陳果夫等人安排,金九逃離上海,一路躲避到了浙江嘉興。在嘉興,金九得到浙江省民政廳長褚輔成的後勤支援,藏身於湖上的遊船,在船上,他召開了韓國臨時政府的國務會議,商議抗日復國的計劃。1933年初,金九在南京中央軍校正式見到了蔣介石,此後金九便確定取得了中國當局的大力支援。

  得到國民政府的掩護和財政援助,金九在韓國革命團體中的聲譽越來越高,逐漸成為韓國臨時政府的實際領導人。為了擴大戰鬥力,金九想組建空軍部隊。國民政府在杭州的空軍學校收錄了多名韓國學生,並且在組建空軍的經費上,也給了金九贊助。除此之外,金九一派的革命者,也開始陸續進入國民政府擔任特務工作,主要負責蒐集日本軍事情報。

  中國的抗戰隨著盧溝橋事件全面爆發後,金九也轉移了反日戰場,先去了長沙,後把韓國臨時政府從上海遷到重慶,他被選為臨時政府的主席。抗戰結束後,朝鮮光復,金日成領導的朝鮮人民軍和在美國活動的李承晚集團分別隨蘇、美軍隊而回到朝鮮半島。受美、蘇冷戰的影響,朝鮮半島以三八線為界分立南北。1945年,金九也回到韓國,但他反對韓國獨自建立政府。1948年他進入北朝鮮與金日成協商,希望建立統一政府,沒有成功。同年的總統選舉中,他敗給李承晚。1949年六月,金九被暗殺。

  所有這些父輩們的歷史發生時,金廣陵和胡佩榮都還沒出生。很久之後,金廣陵才得知,他的爺爺,曾擔任金九的秘書——但他對爺爺所知,以此為限。胡佩榮的父親有更多戰爭的記憶。爺爺吳永善去世後,父親加入了韓國抗日組織。1941年,在上海的大光明電影院,父親參加一次暗殺行動,向日本人扔了手榴彈,逃跑失敗,被堵在弄堂裡,隨後被日本人抓捕,一共坐了四年牢。出獄後,他就留在了上海,然後新中國成立,他結婚生子,隱姓埋名成了上海的一名兒科醫生。

  他們當時為什麼沒有跟隨金九回到韓國?也許是金九的死亡,讓韓國的未來變得不可知,觀望之中,他們選擇暫時留在上海,但沒想到,中國也在那年發生鉅變。

  金九送給金廣陵父親的照片。

  金家留下來的戶口本。三沿著重新漆過的木梯向上,金廣陵家的客廳在三樓。客廳牆上掛著一幅劉海粟的油畫。中國的抗日戰爭爆發前,爺爺金復炯曾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西洋畫專業讀書,劉海粟是校長。

  金廣陵收集了金家和韓國有關的各種照片,有一張是金九送給他父親的,照片裡金九手扶柺杖坐著,旁邊簽了鋼筆字:“期待有遠大理想的金洪樂世侄惠存”。沙發上,還有一本韓語詞典,詞典裡面夾著一張白紙,上面是一些日常交際詞語——“你好”、“謝謝”等等。

  退休後,金廣陵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上海外國語學院報名,參加韓語學習班。班上同學都是年輕人,十幾歲的為了學業,二十幾歲的為了找工作,就他一個人頭上有白髮,還拿著本認真記。老師和同學吃驚,問他為什麼。他就一遍遍解釋,他什麼都不為,就為了懂韓語,為了溝通方便。金廣陵每週去上課,回家也常捧著詞典看,學了一年,開啟韓文網站,他馬馬虎虎能看懂,家裡收到韓國寄過來的資料,也不用老查字典。

  在韓國,金廣陵還有一個親人,是他的表姐李元英。1990年,李元英的丈夫到上海交通大學交流任教,待了大半年。他試圖在上海尋找金復炯的後代,但無功而返。金廣陵後來說,他住得其實離上海交大很近,但即便路上碰到了,也不會認識。1998年,在韓國政府反法西斯週年的紀念活動上,李元英認識了一箇中國老頭,延邊人,恰好知道金廣陵一家。隨後,透過韓國政府,委託到上海市政協,李元英第一次找到了表弟。次年,他們在上海一家酒店的大堂相認。金廣陵不會說韓語,李元英不會說中文,兩人只能用英文交流。她隨身帶著的,就有一枚韓國政府頒發給金復炯的獨立運動勳章。

  韓國一直尋找獨立運動革命者的後代。到了2004年,韓國法務部發布公告,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找那些對韓國獨立運動有功的家族。金廣陵得到訊息,很興奮,他帶著父親叮囑過的那本已發黃的韓國戶口本,找到了韓國領事館。領事館要求提供革命活動記錄、新聞報道和檔案資料。為了蒐集這些證據,金廣陵開始往上海圖書館跑。那時他還沒退休,只有週末有空,前後跑了幾十次圖書館,一年下來,找了一堆材料,終於證明了身份。

  2005年,金廣陵得到了韓國政府頒發的“獨立有功者”榮譽勳章。次年,他就向韓國報了戶口,把中國國籍改成了韓國國籍。韓國歡迎這些獨立有功者的後代移民回去,並且承諾給予一筆二十到三十萬的安家費。回去韓國,曾是父輩們的夙願,但金廣陵回不去了:“回到韓國雖然會被政府重視,可是沒有社會基礎,生活成本也高,我當然得留在上海。”同樣回不去的,還有胡佩榮一家。

  1992年中韓建交後,韓國政府曾派人到上海,找到他們。爺爺吳永善的骨灰也從宋慶齡公墓搬回了韓國。那是胡佩榮的父親第一次回韓國,他手捧骨灰,被韓國國家電視臺直播,後來存了一盤錄影,帶回國內。父親是很想回去的,但那時三個子女都已在上海各自有了工作,他沒法獨自回國。2002年父親去世,葬在上海。

  令人意外的是,韓國抗日英雄的子孫胡佩榮,不懂韓語,卻對日文卻很精通。早在1987年,胡佩榮就去了日本留學。在日本,他半工半讀,一邊在餐廳端盤子賺生活費,一邊學日語和法律。大學讀了四年,所有的日本同學都不知道胡佩榮是韓國人,即使關係最親密的朋友,胡佩榮也守著自己身世的秘密。那時,他每週都和父親通電話,父親經常提醒他一句話——“全世界最不講信用的,就是日本人。”

  胡佩榮畢業後直接進了日本的一家外貿公司。那時中日貿易剛剛興起,中日合資企業越來越多,日本老闆看中了胡佩榮的中國背景,希望他將來負責中國區的生意。從基礎的服裝裁剪和縫製,做到後來的外貿交易崗位,胡佩榮幹了四年,摸清了門路,然後辭職自己開了公司。他從日本買服裝原材料,運到蘇州、崑山加工,做好服裝,再銷往日本。

  父輩的歷史已過去,時代變了。2010年,胡佩榮第一次去韓國,參加獨立運動有功的紀念活動。坐著韓國政府安排的汽車,在首爾繞圈參觀。一年後,他自己報了旅行團,一個人去了濟州島,“為了再感受一下”。多年前他還有些想法,一直拖著不結婚,想把根子落回韓國。但現在一晃五十多歲,他也滅了這個念頭。2015年夏天,他終於結婚,那時女兒已五歲了。在上海,胡佩榮的客廳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潔。他自己應該不會學韓語了,但打算讓女兒學。如今他也成了父輩。

  在日本時,胡佩榮經常買日本電器帶回來給父親。他買過東芝牌的冰箱和電視機,尼康的照相機,父親不說好,也不說壞,一直用著。胡佩榮記得,自己還買過一臺五萬日元的收音機帶回家。那臺收音機的特別之處是能收到國外訊號,父親拿在手裡,不斷除錯,希望尋找來自韓國的波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