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坎坷求職路 曾不幸做了叛軍俘虜_最終客死他鄉

  每到梔子花開的時候,我們就迎來了略帶傷感的畢業季,而到了梔子花落的時候,我們迎來了略顯殘酷的就業季,不可避免的要經歷一番挫折與退讓。即使在我們看來天縱英才的“詩聖”杜甫,當年也是一度徘徊在異常坎坷的求職路上。

  其實當時唐代的就業環境還是比較寬鬆,就業途徑還是比較多的,通過參加科舉考試是大多數讀書人的選擇,也可以通過去邊塞從軍,建立戰功,最終走入仕途,甚至封侯拜相,最成功的案例就是邊塞詩人高適,通過建立邊功,最終受封渤海縣候,是唐代是人羣中唯一封侯的;還可以通過宦遊結交達官貴人,從而達到求職的目的,一向瀟灑自負的李白就不屑於參加“高考”,走“學而優則仕”的慢慢求職路,而是寄望於“平交王侯”,從而達到登堂入室的目的;通過拜謁官員獻上自己的作品,希望得到賞識,進而進入仕途;當然更有“藝高人膽大”者,選擇歸隱山林,以退為進,通過別人的口舌博得好名聲,以略帶神秘感來得到賞識和重用,這一點可能是從東漢著名的“山中宰相”陶弘景老先生那學來的。


 

  杜甫的遠祖為晉代功名顯赫的杜預,放現在至少也是上將軍銜,一方軍區司令。曾祖父杜依藝曾任鞏縣令一職,縣委書記、縣長一肩挑。祖父是初唐詩人杜審言,曾在五言律詩《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中留下“雲霞出海曙,楊柳渡江春”的名句,官至膳部員外郎,離中央政府已經相當近了。父親杜閒曾任奉天令一職。看杜甫家世,也算是名門之後,按理説他的就業應該是一路坦途,不成問題的,他的才情我們有目共睹,他的文學成就毋庸置疑,他在使各方面的成就,令後人無法望其項背,但是他一生坎坷,屢次求職失敗,一生窮困潦倒。

  杜甫的青少年時期,實在盛唐社會中度過的,過了一段南北漫遊、裘馬輕狂的歲月。用他自己的詩句説就是“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他曾遊歷過今江蘇、浙江、河北、山東一帶,一方面結交了很多朋友,另一方面更加深刻的接觸到真正的唐代社會,在太平盛世的掩蓋下,盛唐的氣象已經開始出現一些較為嚴重的社會弊端,這位詩人之後反映民間疾苦,寫出那些高質量的“史詩”般的偉大之作埋下了伏筆。因為在唐玄宗後期,皇帝沉湎於聲色,揮霍無度,且有沉迷於道教和密宗佛教,很少過問朝政。朝廷大權先後落入權相李林甫和楊國忠只收。李林甫專權跋扈16年之後,楊國忠又開始獨攬大權,屢興大獄,朝政在傾軋與清洗中一塌糊塗。社會繁榮的背後,隱藏着貧困與不公,正在醖釀着大的動亂,對此唐玄宗一無所知,這又為杜甫的第一次“高考”失利冒下伏筆。


 

  幾年的南北漫遊生活,增長了見識,豐富了閲歷,但是並沒有讓杜甫受到權貴們的賞識,從而獲得一官半職。杜甫不得不選擇了一條天下大多數讀書人最終要走的路——科舉考試,24歲的杜甫第一次參加科舉考試,但是當時權傾朝野的實際統治者卻是奸相李林甫。扼殺人才、提攜親信,將很多的飽學之士和有用之才拒之國門之外,為了達到個人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説無人中舉,杜甫就這樣做了政治昏庸、吏治腐敗的“犧牲品”。

  後來,對科舉考試灰心失望的杜甫打算直接投遞“求職簡歷”——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但是一切並不是那麼順利。整天過着“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後才得到右衞率府胄曹參軍的職位,相當於兵器倉庫保管。標誌着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後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獨自去投肅宗,希望再次能為國效力,結果半道上被叛軍俘獲,被押到長安。這一時期杜甫的生存狀況,他寫的那首我們耳熟能詳的《春望》最能説明問題,當時國家的混亂和詩人的傷心悲痛躍然紙上。後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了左拾遺,半世滄桑,終於覓得一官半職。由於忠言直諫,當時這個唐朝“臨時政府”的宰相是房琯,房琯是個善於“紙上談兵”的傢伙,與叛軍作戰,竟然採用春秋陣法,結果大敗,“零時元首”唐肅宗向其問罪,杜甫始為為房琯上述求情,肅宗大怒,結果可想而知,到手的飯碗又差點丟了,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相當於現在的僑聯或者培訓中心之類的。

  公元760年,隨着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杜甫放棄了比芝麻還小一點的官職,攜家人逃難,最終到了天府之國——四川成都,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後來他的“詩友”嚴武做了劍南節度使,杜甫依然沒有放棄求職,去投奔嚴武沒多久,嚴武去世,他有一次失業,再度四處飄泊


 

  公元769年,已經五十八歲的杜甫依然奔波在求職路上。他聽説他的好友衡州刺史韋之晉任潭州刺史,杜甫又到了潭州,希望在他手下謀一份差事。非常不幸的是,韋之晉忽然病卒,飽經滄桑的詩人失去了最後的希望。關於詩人之死,《舊唐書·杜甫傳》記載,杜甫在耒陽遊岳廟,“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饋送牛肉白酒,甫飲過多,一夕而卒”,每到這裏,令人不忍猝讀,心酸之情油然而生,一位59歲的老人一生漂泊,最終客死他鄉,令人唏噓不已。

  杜甫的一生就是他求職的一生,是他希望為國效力卻屢遭挫折,最終鬱鬱而終的一生,他的悲劇屬於時代悲劇,即使天縱英才也沒有逃脱命運的無情捉弄,我們在感嘆故人悲慘遭遇的同時,也在走進他的內心世界,感受着他一生希望“致君堯舜”為國效力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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