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夷長技以制夷”，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始末再分析

趙肅侯二十四年，趙肅侯去世，魏、楚、秦、燕、齊等國各派了數萬精兵前來弔唁，説是弔唁，其實不如説是在魏惠王發起下圖謀趙國的一個陰謀更為合適。就在這種情況下，公元前325年，十二歲的趙雍即位，也就是後來的趙武靈王，怎樣擺脱這四戰之地各國的威脅，這成為趙武靈王面臨的主要問題。

趙武靈王即位之時，正處於戰國中後期，列國戰爭頻繁，兼併之勢愈演愈烈，民族融合迅速發展，學術思想為極為活躍。各國為了富國強兵，以圖立於不敗之地，紛紛推陳出新進行改革。

趙國將何去何從？

趙國大勢

“三家分晉”後，趙國所處地理位置頗為不佳，在列國兼併戰爭中，處於四戰之地，所以在當時有“中央之國”、“四達之國”的稱號，處境十分艱難。

北方

北方胡人崛起於大漠南北，在晉悼公時期靠着“魏絳和戎”的歷史空檔得以休養生息，發展壯大。所以逐漸由“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轉變為“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開始對毗鄰農業地區的北方國家秦、趙、燕三國構成威脅，尤其以趙國居中，地理上首當其衝。

趙雍即位時，北邊的東胡、林胡、樓煩等遊牧民族已經侵擾趙國多年，他們與中原諸侯國的目的不同，並非為了搶劫土地，而且搶奪財物和人口，所以趙國不得不在北方邊境長期駐守着一支數目龐大的軍隊來提防遊牧民族的侵擾，這就長期消耗了趙國的實力。梁啓超曾説“趙不創胡，胡必弱趙”，説的就是當時趙國面對北方遊牧民族的現實問題。

西方

西邊的秦國是對趙國最具威脅的國家。兩國原本不接壤，其間隔着南起華山西至定邊一線的狹長走廊的魏國領土，秦國通過連年戰爭，魏國“西河之地”盡歸秦國，這就為秦國越過黃河攻擊趙國奠定了基礎，其時秦國“商鞅變法”已經完成並大獲成功，實力逐漸成為諸侯之最。

在“五國攻秦”失敗後，公元前317年為解決西患，三晉再次聯手伐秦，結果被秦國在修魚打得落花流水，趙國損兵折將多達八萬之眾。公元前316年，秦國輕而易舉攻取趙國的中都、西陽二城。公元前313年，秦國大將樗裏疾攻取藺地，俘虜大將趙莊。面對秦國持續不斷地進攻，趙國無力反抗，敗績連連，損兵失地，可謂是慘不忍睹。

東方

趙國東方最大的威脅雖然是齊國和中山國。齊國自古就文化昌盛，國力強大，自從“馬陵之戰”後大破魏軍主力，齊國的勢力便開始逐漸滲透到三晉之地，雖説齊國對趙國威脅最大，但對趙國造成實質性威脅的卻是另一個東方國家——中山國。

中山國的地理位置比較特殊，它的國土深入到趙國境內，將趙國分割為兩個部分，所以有着“控太行之險，絕河北之腰”的説法。又由於中山國是“白狄”建國，有着遊牧民族劫掠的特性，所以雖然領土不大，僅“方五百里”，但其軍事實力卻不可小覷。究其原因一是因為它出身戎狄，有着彪悍善戰的優勢，所以才有其軍隊“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的説法。二是中山國雖地狹人少，但其戰略地位優越。三是和齊結成聯盟，正所謂“中山恃齊魏以輕趙”講的便是這個道理。

中山國對趙國的侵襲雖然在史書上所載不詳，但趙武靈王的一些話語卻可見端倪。趙武靈王十九年説：“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略吾地，繫累吾民，引水圍鄗，先王憤之，其怨恨未能報也。”所以當時有着“弱趙強中山”之説。

南方

趙國南方是一起瓜分晉國的韓、魏兩國。魏國國力強大，在戰國初期，是首屈一指的大國。就在趙雍即位之前，魏國儘管當時已經衰落，但仍然可以發起對邯鄲的進攻，讓趙國吃盡了苦頭。韓國雖然弱小，但對上黨趙地的攻伐也使得趙國經常疲於應付。

但總的來説，雖然韓、魏兩國對趙國的戰事經常發生，但他們又因為共同分晉的歷史淵源，使得他們時而戰爭、時而合作，成為一種特殊的敵對關係。

很顯然，在這種嚴峻的形勢前，如果不進行改革，趙國日漸衰微已成定勢。照之前所採用的戰略來看，“合縱”抗敵不如強大自身，重新尋求足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出路才是王道，“胡服騎射”被提上日程。

“胡服騎射”之思想基礎與文化淵源

1、“胡服騎射”之思想基礎

實行“胡服騎射”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趙武靈王作為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本身就是一位典型的法家代表人物。早在即位之初，趙武靈王與重臣肥義談了一席話，實際上就已經奠定了改革的基調。

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可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

正是這種法家思想，使他放棄了之前趙國在中原爭霸中一直堅持的合縱戰略，而改為向西北遊牧山地和草原發展，直至有“胡服騎射”的提出。

在後來與眾大臣討論“胡服騎射”改革時，面對大臣們的反對，趙武靈王更是斥責道：

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隨時製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

這樣的説法，固然有着商鞅理論的影子，但趙武靈王否認一切失去實際價值的傳統因襲觀念和清規戒律，從實際國情出發，將法家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因而筆者認為，“胡服騎射”的思想基礎就是法家的改革之論。

2、“胡服騎射”之文化淵源。

①我國具有悠久的民族融合傳統。

在醖釀“胡服騎射”初期，曾遇到朝野的激烈反對和抵制，但趙武靈王並沒有氣餒，他通過肥義之口向朝臣們説：“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這句話的意思説明自古以來最優秀的領袖皆是摒棄民族成見、汲取異族異域優秀文化和習俗、視民族融合國家發展為己任的典範，趙武靈王也是這樣的領袖。他將異族的文化習俗與本身的文化習俗置於同等位置，並大膽學習北方遊牧民族文化習俗上的優點。這也充分説明，民族融合的傳統也是一種文化，要適度繼承，更要適度發展，所以才會有了“胡服騎射”的提出。

②戰爭文化發展所需。

在中國古代的戰爭中，侷限於生產力發展水平，步卒是誕生最早，也是數量最多的常規兵種，然而由於其低機動性，註定成不了主導戰爭的決定性兵種，所以在很早之前，步卒便是作為兵車附庸而出現的。但隨着歷史的發展，戰爭規模、場地的變化使得“車陣會戰”越來越不合適大規模戰爭的需要，那麼遊牧民族騎兵這種具有機動性、又有衝擊爆發力的兵種走入趙武靈王的眼中。

趙武靈王在與北方“三胡”的作戰過程中，深感“胡服騎射”便事尚功，趙武靈王決定“師夷長技以制夷”，吸取遊牧民族軍事上的優點，決定舉國變胡服，習騎射，並將騎兵提高到軍隊的主力地位，從此我國由車戰時代進入到騎戰時代。可以説“胡服騎射”中的“胡服”是手段，“騎射”是目的，這是趙武靈王依託中國的戰爭歷史文化為基礎，繼承了民族傳統，對戰爭文化發展的一個詮釋。

“胡服騎射”既是軍事改革，更是國家移風易俗的改革，同時還是民族融合的改革

公元前306年，趙武靈王在擺平各國糾纏以後，取得了難能可貴的發展機會，這一年他親自率軍出征，佔領了蒙古草原上的原陽、九原兩城。他以原陽為“騎邑”，組建訓練騎兵，改重甲為輕甲，變履為靴，穿胡裝，戴胡帽，改步為騎，收編胡兵，以原陽為試點開始進行小範圍的軍事改革。

趙雍反覆對趙國大臣們強調：“先王開拓胡地，功業未遂；中山國侵地殘民，宿仇未報。”他將改革賦予了繼承祖先遺志、強國復仇的政治意義，從而取得了大臣們一致的支持。

由於趙武靈王實施了“胡服騎射”，中國大地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有了獨立作戰的騎兵部隊，從此騎兵作為一個嶄新的兵種正式登上軍事鬥爭的歷史舞台，而車兵則在此完成了歷史使命。

趙武靈王將“胡服騎射”的最終目標概括為：“近可以便上黨之形，遠可報中山之怨。”但在實際操作上所達成的目標遠不僅此。他在改革的同時，用不斷取得的軍事勝利向人們證明“胡服騎射”的意義，他不斷收復邊地遊牧胡騎為己所用，加速了漢胡融合，改革後的第二年，趙國不但擊敗宿敵中山國，而且奪取了樓煩、林胡等地，向北拓地千里，並設置了雲中、雁門、代郡等行政區，管轄範圍達到河套地區。之後的十年內，趙國不斷對中山國發動進攻，終於在公元前296年一舉滅掉了顯赫一時的中山國，盡取河北大片土地，趙國南北徹底連成一片，成為戰國時期最強大的諸侯國之一。

可以説，趙武靈王發動的“胡服騎射”改革，對於中華民族影響深遠，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胡服騎射”不僅為趙國贏得了赫赫戰功，而且對軍隊歷史發展演化產生重大影響，開創了我國騎兵史的新紀元。第二、改進了古代軍隊的服裝裝備和民間的交通形式。第三、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識功能，強化了實用性。

結語

古來便有“求變圖存”之説，也許“胡服騎射”開始的目的只為生存，但在實際操作中起到的效果恐怕是遠遠超出預期的，小小衣服之改，對胡人而言起到了化敵為友的外交功效，對內則是以一系列的勝利凝聚了民心，促進了趙國民眾的向心力、人民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趙武靈王為後世歷朝歷代開闢了一種與北方遊牧民族交流的新手段，奠定了中華民族融合的基礎，僅此一項便功蓋千秋，所以説“師夷長技以制夷”這種學習態度在任何時代也並不落伍，趙武靈王便是成功的典型例子。

參考資料：《史記》、《竹書紀年》、《戰國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