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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過今年的十一小長假，受疫情打擊慘重的幾個行業，基本得到了很大復甦：華誼兄弟出品的電影《八佰》總票房已經突破30億，餐飲和文旅行業的市場經過十一長假被大大激活。
唯有民辦幼兒園，仍然沒有等來複蘇的拐點。
今年3月份，疫情影響下，一則對全國280所民辦幼兒園的調研數據顯示：有超過60%的園所表示無法支撐運轉，19%的園所尋求轉讓，連續失去幾個月收入的幼兒園經營者和幼師，甚至做起了微商、直播的生意。
2020年，對幼教行業是一個特別的年份。
根據2018年11月15日，國務院出台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範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民辦園一律不準單獨或作為一部分資產打包上市”，到2020年，全國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0%，其中50%公辦，30%民辦普惠（享受政府補貼），其餘20%為市場化幼兒園。
自2000以來，民辦幼兒園被看作是公辦幼兒園之外重要的補充力量，而如今，上市通道被斬斷，盈利空間被壓縮，民辦幼兒園的命運發生重大轉折。甚至有專家認為，未來學前教育很有可能納入教育管理體制範圍內。
政策影響之下，資本表現得更為謹慎，專注幼兒教育的投資人則表示，“學前這塊已經被資本拋棄了，2018年就徹底終結了。”①
相對民辦普惠園來説，可以得到國家一系列的扶持政策，而那些徘徊在普惠園之外的民辦幼兒園，處境則異常艱難。
今年9月25日，根據新京報報道，北京西城區一高端民辦幼兒園突然關門，欠款約470萬元，60餘名幼兒被停學。政策和疫情雙重影響下，那些不願或者無法轉普惠的民辦幼兒園，又將何去何從？
高端幼兒園的需求依然旺盛
“普惠園我們是不考慮的。”位於北京西城區金檳子兒童成長之家園長王瑩對如流FLOW表示。她解釋，一方面在於資質不同，對民辦教育機構來説，可以招收2-6歲的兒童。如果轉成普惠幼兒園，就只能招收3-6歲的兒童。另一方面在於營收，金檳子定位中高端，基於目前房租、教師工資，以及玩教具的投放等支出，如果轉成普惠園，基本是沒有盈利的。
是否轉型像一場冒險，“全國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0%”的目標之下，2020年年底是重要節點，意味民辦幼兒園“是否轉普惠園”進入倒計時。根據媒體報道，有部分轉為普惠園的民辦幼兒園也會面對補貼不能覆蓋成本的風險，隨之而來的是砍掉外教、砍掉興趣班、砍掉特色的辦園質量下滑。
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原副會長、學前專委會第二屆理事長楊志彬在2018年對部分省份的幼兒園進行調研時發現，由於普惠性幼兒園收費標準較低，財政補助又有限，很多轉型為普惠性幼兒園的民辦園都在艱難前行。
對於不願意轉普惠園的民辦園來説，高端幼兒園，將成為經歷政策加疫情大浪淘沙之後，新的機遇。
有報告預測，隨着國家持續增加未來幼兒園的產業結構將發生較大的轉變：80%的園所為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而剩下的20%市場，則是屬於中高端民辦園的。根據中國產業研究報告網推測，2020年幼兒園市場規模將達到6000億元，高端幼兒園份額將要達到千億級別。
高端幼兒園，目前沒有明確的定義。普遍意義上是指，擁有良好的教學環境、注重外教、師資配比高，以及引進國外的幼教體系等。收費方面通常會達到公立幼兒園的7-10倍。
有教育行業人士對如流FLOW表示，即使在四五線下沉市場，高端幼兒園的需求十分旺盛。
金檳子園長王瑩看來，“40%的家長的家長還是願意把孩子送到私立幼兒園”，她曾在公立幼兒園任教，在一線擁有七八年的教學經驗，她認為，私立幼兒園的課程和活動有一定優勢，此外還有教師人員的配比。一般來説，公立幼兒園要求教師與幼兒比在1：5-1：7之間，而私立幼兒園一般在1：3-1：5之間，“從教育理念到觀察幼兒發展都是很好的。”王瑩説。
2019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教育、文娛支出2513元，同比增長12.9%，尤其是80、90後第一代獨生子女成為父母后，他們的教育理念更加先進，對教育投入更大。
上述教育行業人士認為，“民辦教育作為改革開放40年來教育領域重要的創新力量，民辦幼兒園不會退出歷史舞台，只能説賺快錢的時代結束了。”
多鯨資本合夥人葛文偉也曾提到，從中國人口增長紅利以及教育消費的增長趨勢來看，幼教仍然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行業。他認為，資金退出渠道也並不是只有IPO，未來ABS信託、債券、分紅，讓更長線的資本持有都是通道。
托育迎來政策利好
相比針對3-6歲兒童的學前教育有很大不同，針對0-3歲嬰幼兒的托育正迎來政策利好。
根據2019年4月17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學前教育堅持“牢牢把握公益普惠基本方向”，而嬰幼兒照護堅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2019年，被認為“托育”元年，是教育領域除了職業教育之外，被廣泛看好的教育賽道。托育，既不等於早教，也不等於幼兒園。托育重點是“育”，滿足無暇照顧孩子的職工家庭提供必要的嬰幼兒照護、膳食、保育等服務；
早教則重點是“教”，大多數擁有自主研發的課程體系和教學設備，旨在通過結構化課程，培養孩子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除此之外，兩者的主管單位不同，早教行業由教育部主管，托育則由衞健委主管。
據國家衞生計生委辦公廳2016年在十座城市中的抽樣調查顯示，超過1/3的家庭表示需要托幼和托育服務。2019年，廣西地區希望入托的比例達到43.83%，6成以上希望全日制託管。
中國社會，0-3歲的孩子一般多由祖輩參與看護，隨着中國老齡化程度加深，隔代照料面臨巨大挑戰，加之“全面二胎政策”放開，托育機構將成為社會剛需。
近期，根據國家發改委社會司消息，為支持社會力量發展托育，2020年中央預算內10億元補助，覆蓋27個省，帶動290多個城市試點參與。
目前托育行業尚處於早期，市場極度分散。從品牌來看，既有幼教育機構、早教機構向下延伸成立子品牌，也有以全日制托育發展成獨立托育品牌的。
有教育行業人士提出“幼托一體化”的概念，但實際上，“幼兒園+托育”的融合並不是“1+1”等於2，兩者存在本質上的不同，無論是人員配置、運營管理都存在很大挑戰。
北京市場來説，也存在民辦普惠園開設託班現象，但最多提前一年招生，從根本上仍然無法解決0-3歲幼兒托育的問題。
也因此，托育被看成是教育行業的藍海市場。
自去年學前教育《意見》出台後，不少投資關注資本將目光轉移到托育市場。根據FirstInsight極致洞察大數據統計，2015年至今，早教托育行業共有47起融資事件，涉及金額43.83億人民幣。但以托育為主的企業在近5年的時間，僅有13家企業獲資本青睞，市場發展尚屬早期。
小微幼兒園呈星火之勢
教育行業是受政策影響較大的行業。最近兩年，一二線城市紛紛出台試點微小園政策，“小微化、生活化、社區化”精品幼兒園也成幼教行業發展新趨勢。
從時間軸來看：
2018年2月，廣州市天河區發佈《天河區微小型幼兒園開辦工作指引》，放寬對微小園辦園的硬性規定：辦學規模在5個班以下，少至1個班也可開辦；生均用地面積從10㎡下降到7㎡。
2018年7月，福州市鼓樓區出台《福州市鼓樓區鼓勵民間資本舉辦社區微型精品幼兒園工作指引》，為社區微型精品幼兒園建設提供選址、園舍、辦學規模、師資配備標準等詳細指引。同年，9月，首批5家社區微型精品幼兒園正式開園。
2019年1月，北京市教學委員會發布《北京市普惠性幼兒園認定與管理辦法（試行）》，規定幼兒園、社區辦園點、中小學附設幼兒班均可參與普惠性幼兒園申報，這意味着社區辦園點可長期合法存在。
2019年6月，成都市教育局局長劉強表示：成都將探索微型幼兒園（辦園點）設置標準，並將在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嚴重不足的區域，進行公辦幼兒園附屬辦園試點。
2019年7月，深圳市教育局發佈關於公開徵求《深圳市學前教育機構設置標準（徵求意見稿）》，出台了微小型幼兒園鼓勵政策，幼兒中心辦學規模不設下限。
鼓勵小微幼兒園，一是滿足“全面二胎”後二娃入園的高峯，二是由於一二線城市用地緊張，符合資質的幼兒園遠遠無法滿足需求，“小一點，好一點”，小微精品園則可以解決“入園難”和“入園遠”的問題。
21世紀教育研究院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發佈《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9）》指出，學前教育總供求關係的逆轉或將提前來臨，“小微化、生活化、社區化”是世界學前教育發展的主流取向。
2017年年底，北京朝陽區一家紅黃藍幼兒園曝出虐童事件，被認為是影響民辦幼兒園生存的導火索。輿論之下，民辦幼兒園集體承受巨大壓力，隨之而來的是強監管。
教育學者熊丙奇認為，輿論希望幼兒園引入監控，以此通過監督來解決虐童問題，但指標不治本。他認為，幼兒園虐童的根本問題在於，當前幼兒園老師的待遇較低，部分民辦幼兒園的待遇維持在3000元左右，較低的待遇很難吸引到優秀人才，現在大概有30%左右的老師是高中及高中以下文憑。
圍繞民辦普惠園的討論，或將成為下一輪改革的起點。
人口規模增加是一個城市發展的起點，不是終點，在解決“入園難”、“入園貴”問題上，應該尊重市場，給市場化手段以足夠重視。
註釋：
①《學前教育概念股紛報鉅額虧損，復課後再遭重創》，作者：閻格、趙寧，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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