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奉，本是一種古老的官職。意思是“逢朝會請”，即每逢上朝便應召議事，並不實指某個官位。宋代就有了明確規定，朝奉大夫是從六品的官，朝奉郎則是正七品。在徽州，朝奉卻是一種普通使用的稱謂，相當於今人慣用的先生。當年，朱元璋垂詢他們的身份，徽民皆稱“朝奉”。舊時上海地區，一般稱典當鋪子裡的掌櫃為朝奉。後考據學家查證出朝奉和員外是相等的。一般稱富人為員外，徽州多富商，所以稱為朝奉。
徽州，從行政區劃意義上看已經不復存在，但作為一個文化的概念，它不僅包含著過去的“六府一縣”，而且還應該包含徽州文化產生過較大影響的一些地方。胡適在家鄉編纂《績溪縣誌》時，一再強調“應注重邑人移徙經商的分佈與歷史。新志應列‘大績溪’一門，由各都畫出路線，可看各都移植的方向及其經營之種類。如金華、蘭溪為一路，孝豐、湖州為一路，杭州為一路，上海為一路，自績溪至長江為一路。”胡適的“大績溪”說的就是文化徽州。
大抵言之，徽商的主要活動地區，南則吳越，中則荊楚，北則燕都，結成了一個有機的商業網路。
徽州地處萬山之中，陸路交通極為不便。因此，徽人外出多半走水路。新安江是徽州境內最大的水系，它發源於祁門縣，沿新安江順流東下，起伏的山巒漸漸被開闊的平原所代替，眼前是典型的江南水鄉的沃土。這裡就是商業和手工業極為發達的蘇松杭嘉湖地區和淮浙鹽場。再從蘇浙地區沿運河往北，一路所經多為商賈輻輳的經濟重鎮，由此分赴河南、河北等地，直抵北方最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北京。這是由徽州出發往東經過的水路。
徽州境內另一重要的河道是昌江。由祁門縣進入昌江，順流而下，不遠就是江西的浮樑。浮樑很早就成為一個商業交換的中心，唐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已有“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樑賣茶去”的句子。由浮樑再沿昌江前行便可到達“瓷都”景德鎮。曲曲折折的昌江將舟船載入浩渺的鄱陽湖，進而同長江相連。
此外，蕪湖一直是徽商北上、南下、東進、西出運銷貨物的轉運地。一代一代的徽州商人定居蕪湖，把蕪湖作為商業往來的大本營和橋頭堡。在古代，蕪湖有兩條通往徽州的道路。一條是從蕪湖沿西津河（水陽江）乘船至寧國河瀝溪，然後登岸南行，越叢山關，入績溪達歙縣；另一條是從蕪湖沿徽水（青弋江）乘船至涇縣，然後登岸南行，經旌德，越新嶺關，入績溪達歙縣。由此可知，早在唐宋時期，由徽州經寧國至蕪湖的道路就已經暢通無阻了。
與徽州毗鄰的江南地區是明清以來徽州人持續性移民活動的主要方向之一。徽商在上海的活動，是中國經濟史上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據明萬曆年間的《雲間雜識》記載：早在明代成化年間，“松民之財，多被徽商搬去”。這是有關徽州人在上海地區經商的最早記載。位於長江口的松江府是明清時期全國工商業最為發達的區域之一，吸引了眾多徽州人前往經商。在一些史志裡，多有“賈松江”“賈雲間”“居雲間”“商遊吳淞”“業賈上海”“賈於嘉定”的記載。徽州人對上海地區社會經濟、市鎮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這類活動大致可以分為單純地在客地經商和深入地移民定居兩種狀態。
客地經商是徽州人在上海市鎮移民活動中最顯著的表現之一。如地方誌和鄉鎮志記載：嘉定縣南翔鎮“因寺而名，其地東西五里，南北三里，往多徽商僑寓，百貨填集，甲於諸鎮。”寶山縣大場鎮“大小商鋪三百餘家，商業首推布匹，棉花次之。從前山陝布商、徽商等來此坐賈，市面極盛”。顯然，徽州人的商業行為成為很多上海市鎮興衰的重要推動力量。
在經商行業的分佈上，充分體現了徽州人既充分利用家鄉獨特而優越的自然環境，又緊密結合上海市鎮經濟發展的特色。明人葉夢珠說：“松民貿易半仰給於紡織。”《外岡志》說：該鎮“四方之巨賈富狙，貿易花布者，皆集於此，遂稱雄鎮焉”。到了清代乾嘉之際，棉花更是“近鎮遍栽，以資紡織”。類似的情況還出現在黃渡鎮、婁塘鎮、真如鎮、南翔鎮、廠頭鎮、安亭鎮等市鎮中。當年徽商主要經營活動是“吾鄉賈者，首魚鹽，次布帛”。棉紡織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區域內外糧食貿易的發展和需求。據萬曆《嘉定縣誌》稱：嘉定縣形成“以花織布，以布易銀，以銀糴米，以米兌軍運”的經濟格局。早在明代，旅滬徽州商人已將各種家鄉產的茶運銷到上海地區，而清代以後經營茶葉生意的更是有增無減。胡適先生出生在安徽績溪茶商的家庭，乾嘉年間“先曾祖考創開方和字號茶鋪於川沙廳城內，身自經理，藉以資生。”徽州茶商大量來滬的時間大體在康熙至乾隆年間。明清時期徽州鹽商在上海地區十分活躍。當時，蘇、松兩府是行銷浙鹽的口岸之一，上海地區行鹽的商人幾乎全是徽人。上海地區典當業是繼棉紡織等而發展起來的，同樣構成明清時期上海市鎮繁榮的重要元素。據載“布莊開張，典商望風而至，百貨駢集，遂成鬧市，而鎮終始有殷實巨戶矣。”如明代嘉靖年間歙縣著名典商汪通保在上海經營典當業，質鋪規模極大，“裡中富人無出處士（汪通保）右者”。此外，徽商還有利用當地豐富的木材資源從事木商生意的。
也有相當多的徽州人選擇在上海市鎮中紮根下來，由客居轉化為土著。徽州人，在上海地區鄉鎮志的人物傳記中大都未被列入“流寓”一目，表明他們已經被視同本地人。徽州人在上海市鎮中移民定居的主要方式為：一是注重與地方精英文人的文化交遊活動。最具影響力和代表性的是休寧人程嘉燧，他與唐時升、婁堅、李流芳並稱為“嘉定四先生”，是明末一大詩人，善丹青，又與董其昌、楊文駒、張學曾、卞文瑜、邵彌、王時敏、王鑑、李流芳並稱“畫中九友”。李流芳也是徽州歙縣人，在南翔鎮金黃橋堍建檀園。園內雲壑幽邃，疏朗散淡，很受文人雅士的青睞，成為嘉定地區的詩壇中心。二是積極培養子弟在定居地讀書入仕。徽州移民在上海市鎮中佔籍科舉成功的不乏其人。如《重輯張堰志》“清，黃樞，徽州籍”、《石岡廣福合志進士》“明，戴冕，祖某，休寧人”均科舉成功，完成了由外地到本土、由賈到儒的轉變，從而最終為實現在上海市鎮中的身份轉變、成為望族創造條件。三是積極參與鄉鎮志的修撰。地方誌書的編纂是一種文化權力，是江南士紳控制地方社會的手段之一。如金山縣《幹巷志》《朱涇志》的纂修者朱棟，就是徽州籍移民的後代。《南翔鎮志》的修訂者程枚熙也是徽州移民的後代。四是注重宗族組織的建設。徽州人定居上海後，把宗族組織搬到入籍地，以壯大其地方勢力。徽州人還會透過聯姻以及各種慈善義舉來進一步加深融入上海市鎮的程序。
上海開埠以後，隨著近代大都市崛起的中心吸引力和商機，徽州人更是選擇集中到大都市中發展。移民也成為這一時期上海城市發展的重要動力和顯著標志。
開埠之初，整個上海縣人口總數不超過25萬人，但到1942年，上海的人口已高達392萬，至1949年上海解放，全市人口已增加到554萬，其中非本地籍人口471萬，佔總人口的85%。1950年初，遷入上海的人數超過100萬的省份有江蘇、浙江，超過10萬的省份有廣東、安徽、山東，超過1萬的省份有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人口構成中有相當分量的安徽移民，其中徽州人表現非常突出。他們開始改變開埠前散處於上海地區所屬各縣城鄉的廣大城廂、村鎮和集市的面貌，逐漸匯聚於上海邑城之內。
欄目主編：孔令君
文字編輯：陳抒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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