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歐陽泰
公元1280年，一場爆炸讓揚州舉城皆驚。
一位城中居民寫道：“聲音像火山爆發，像龍捲風吹來，全城震恐。”衝擊波，或時人所謂“炮風”，震得屋樑飛出3英里（約4.8公里），屋瓦吹到30英里（約48公里）之外。
城中百姓最初以為是打仗了——他們數代就生活於戰火之中，後來才知道，原來是一場事故。揚州武庫辭退了最有經驗的一批火藥技師，而初出茅廬的新人研磨硫黃時常常馬虎大意。火星不慎濺落，點燃了一些火槍，火槍如“受驚毒蛇”一樣噴吐火舌，場面煞是好看，直到火焰引燃了火藥。整個武庫發生了爆炸。一百名衞兵身亡，屍骨無存。彈坑超過了10英尺深。
爆炸發生時，歐洲人大多還不知火藥為何物。西方人對火藥的第一條記述是學者羅吉爾·培根（1214—1292）所錄，為爆炸發生的十多年前，而這種物質在歐洲戰爭中發揮重要用途就要到五十年之後了。然而，在1280年，中國的那些居民，已經在火藥時代生活了幾個世紀。
五代時期的敦煌壁畫，目前已知最早的關於火槍的描繪（右上方）
學者提出，中國人在慢慢探索火藥的各種可能性的時候，歐洲人真正掌握了這種新技術的用途。就連漢學家都這麼認為。不過，中國將火藥付之應用真的很慢嗎？我們馬上就會看到，完全開發出這項技能有許多技術難關，但是如果我們從火器演化的全球背景去看，中國人的發展速度是很快的。這一速度完全可以和14—15 世紀西方火槍的演化速度相比。
載有早期火炮武器的宋代樓船
想想1127年到1279年，也就是南宋時期，人類經歷了從使用最初級的火器，比如火藥箭，到發展出一整套精密武器，比如火槍、各種原型槍的過程。在後一階段的末尾，終於出現了真正意義的槍。算上之前的北宋（960—1127）——那時一件火器都沒有，在宋朝統治的三個世紀裏，人類在軍事技術上取得了21世紀前最為迅猛的發展。演化的速度當真驚人。
從某種意義上説，現代戰爭從中國宋朝開始。
我們將其與現代相聯繫的其他很多事物也出現於宋朝。
宋朝，960年—1279年
宋朝一直以來被視為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據宋史專家迪特·庫恩（Dieter Kuhn）説，宋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 表現出“現代資本主義啓蒙最為顯著的特徵”。這或許過譽，但毫無疑問的是，宋朝在技術、經濟、科學、文化方面都是中國歷史上的巔峯時代。
中國的歷史學家已經表明，直到18世紀晚期，城市中心居民最多的一個時代就是宋朝，宋朝的城市化率至少達到了10%，歐洲社會在1800年左右才達到這個比例。
當時歐洲最大的幾個城市，人口都在10萬左右——塞維利亞15萬，巴黎11萬，威尼斯7萬，倫敦4萬。而那時宋朝都城開封的人口已經超過了100萬。
南宋在杭州建都時，杭州的人口也非常稠密，超過了100萬（有估算達到了250萬），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城市。
南宋行在臨安想象圖
連接中國那些繁華都市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交通網，在中國廣袤的平原（Great China Plain）上建起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貿易區”。這一交通體系為歷史學家所謂的宋朝“經濟革命”奠定了物質基礎， 有的學者乾脆將之稱為“工業革命”。
從鐵器、陶瓷到先進的金融體系，經濟的發達必然會促進軍事技術的進步。不提火器，宋朝及其鄰國的發明者還製造並改進了遠距離弓弩、新型的速射弩盒、巨大有力的炮弩（artillery crossbows）、雙活塞壓力火焰噴射器，還改進了鍛造劍、矛和盔甲的技術。
宋代步人甲復原圖與介紹
宋朝的先進是眾所周知的，而悖論也是舉世聞名的：即便作為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宋朝也沒有在東亞稱霸。
宋之前的朝代，漢唐登上了無可置疑的權勢巔峯，宋的後來者，明清也一統天下，威震四鄰。但宋朝作為國家卻往往軍事失利，敗多勝少，締結過不少城下之盟。
澶州城牆今日殘址
這個悖論讓學者們疑惑不解，他們認為這是“困擾宋朝三個世紀之怪現象”。歷史學家為了解釋這個現象，強調宋的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作用。在儒家的影響下，宋人重文不重武。學者認為，在宋朝，儒家倡導文（文字、文化、文明），貶低武力，信奉君主和大臣以德行就能垂拱而治，訴諸武力是野蠻和不文明的做法。假使宋人對戰爭加以應有的重視，它便能當之無愧地成為東亞霸主。
但是，近期研究宋朝的著作表明，宋朝並沒有忽視戰爭，且重視程度並不弱於上文的建議。王元康寫道：“在考慮是否動武時，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實力對比，而不是文化上對戰爭的厭惡。”與此類似， 唐·維亞特（Don Wyatt）寫道，在宋朝，“中國人……用盡一切辦法維護國家在地域上的統一”“訴諸戰爭的傾向絲毫不遜求和”。學者進一步發現了宋朝尚武的一系列有力證據。朝廷監督進行了大量軍事生產項目，並且他們研製的武器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就連《宋史》也注意到，“他們的戰爭工具極其高效，近代前所未見”。然後接着寫道，“他們的部隊作戰往往沒那麼有力”，但“他們的武器和盔甲非常好”。
那麼，我們如何解釋宋未能駕凌四鄰的難題呢？答案不在於宋有多弱，更在於它的對手有多強。宋朝前後319年，有四個主要敵人，最出名的（也是最致命的）是蒙古帝國。蒙古帝國不僅壓制了宋，從基輔到巴格達，從喀布爾到開封都是它的戰利品。蒙古人之前，宋還有三個從中亞到北亞的死敵——西夏的党項人、遼國的契丹人和金國的女真人。
北宋時期全圖
南宋時期全圖
他們可不是粗夯的遊牧民族。他們治下的國家同樣厲害。保羅·雅科夫·史密斯寫過：“10-13世紀，內亞國家治國手段迅速優化，這使它們能夠駕馭一支可怕的軍隊，在北方前線平抑掉農業大國宋在財富和兵力上的優勢，從而阻止了宋成為中國治下世界秩序的霸主，將之壓制為東亞多國體系中的普通一國。”宋統治中國時恰好是中亞列國國力超常卓絕之時，宋的弱勢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
在歐洲，國際體系中國家間的競爭，在某種程度上被理解為是有益的，因為這種態勢有選擇地製造了壓力，促使精密工藝、管理結構和科學技術向前發展。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把宋未能凌駕於鄰國看作孱弱的標誌，而不是其發展的動力來源呢？
宋朝的戰國時代
宋的創新不是孤立出現的，遼、金、西夏以及蒙古的貢獻也很重要，他們互相刺激，互相挑戰。宋和這些政權長期為敵，也長期往來。為尋找機會或者逃離匱乏，宋的臣民會跨疆遷徙，官員叛逃亦是常事。雖有禁令，但貿易仍然流動。
此外，儘管宋的四鄰都非漢民族建立的政權，但他們都深為漢的文化和制度所影響。相繼控制中國北部的遼國（916—1125）和金國（1115—1234），本質上是內亞人階層佔統治地位的中華文化國家。實際上，遼國君主自認為承襲了唐朝，金國君主也有相似的表述。統治西部的西夏確為異質，但它同樣深受中華文化和制度的影響。漢語是東亞的通用語種。軍事著作雖然禁止出口，但也能流出國境，比如作為戰利品它就非常搶手，戰爭後勝利者裝運戰利品的車隊就滿載着書籍和文獻。
遼、金、西夏的戰爭策動者不但讀漢文的軍事經典，還出錢把它們翻譯成契丹文、女真文、党項文。刺激是雙向的，宋朝軍事史專家寫道：“契丹、女真、党項的軍事統帥拜服中華文明，他們研究漢人軍事科學的同時，也正向地刺激了宋的軍事科學發展，推動中國軍事科學的第二次大繁榮。”（第一次是在春秋戰國時孫子的時代）
宋代富有競爭性的國家體系中，還有另一個關鍵因素也方便了這種相互刺激的模式：它的穩定性。
宋朝的“戰國”之間達到了軍事平衡，雖然宋偶爾表現得弱於遼金，但它也證明了自己不是那麼容易被擊潰的。1127年宋朝政府被趕出了開封，在南方重新建都，從此宋朝分為兩個階段：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
但其他幾個政權就沒那麼堅韌了。西夏、遼、金要麼互相殘殺，要麼被13世紀初崛起的蒙古人剿滅。而征服了大部分已知世界的蒙古人，打敗宋，也花了將近五十年。
“上帝折鞭處”釣魚城
這樣的穩定性，恆常的敵對態勢，對於“戰國”的發展動能極為關鍵。混亂與穩定之間的平衡創造出一種高產的均衡態，宋朝的“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都不常見的穩定和持久的形態。
戰國時代的原型（前475—前221）當然也是出了名的持久，七雄並起，爭鬥超過了兩個世紀，或者更長——取決於我們假定何時為“體系形成”的時間。那個時期見證了許多軍事創新和行政管理創新，從此結構既定，隨後秦漢承襲舊法，這樣的結構就成了中國王朝的祖制。
漢朝既滅，中國進入了又一個穩定競爭的階段——三國時期（220—280），但接下來，從280年左右到581年，大量國家進入視野又消失不見，顯然缺乏穩定狀態。兩晉南北朝這段歷史混亂不清，以至於大多數教科書都對之草草記述，或是作為一個整體略去不提。“很長時間都沒有劃分出邊界來，”一位歷史學家説，“這段三個半世紀的政治史是中國史裏最複雜的一部分。”終於隋朝（581—618）帶來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隨之是繁華的唐朝（618—907），混亂才終止。唐朝覆滅後，中國又進入了列國競逐的樣態，直到宋在960年建立統治。
相比於原版的戰國時代，宋朝的“戰國時代”呈現了一種緊張的穩定。
宋朝的大部分時間裏，大致都有三個主要對手同時存在，形成緊張的均勢，由此我們可以把宋朝的“戰國”體系劃分為三個獨立階段。
第一階段是10世紀晚期到1125年，宋的西北是党項人的西夏國，東北是契丹人的遼國。1125年，遼國被新近崛起的金國所滅，後者代替遼雄踞北垂，並向南面宋的國土擴張，逼宋偏安建立了國土小一號的南宋，但國力依然強大。從此第二階段拉開帷幕。
第二階段從1125年到1234年，此時南宋北面抗金，金西拒西夏，形成一種新型的三國態勢，直到成吉思汗於13世紀初登台。成吉思汗於1227年滅西夏，他的繼承者於1234年滅金國。
1234年之後，變為宋和蒙古二虎相爭。宋朝“戰國”體系的第三階段結束於1279年，宋最終被蒙古人滅國。
南宋末三帝之一趙昺
正是這樣的地理政治競爭讓宋朝文化繁榮、經濟發達、科技昌明， 從而舉世聞名的嗎？
我們不能把宋朝的發展動力簡單地歸因於地理政治競爭，正如對於近代歐洲，我們也不敢這麼説一樣。諸多變遷盪滌了宋及其四鄰：農業的、商業的、財政的、技術的。戰爭僅僅是這個複雜、活躍的時代中的一個變量。
不過，毫無疑問的是，地理政治上的緊張關係引發了大量軍事創新，尤其是説到火藥武器上，更是如此。歷史文獻中對火器戰役的記載在宋時持續增加，尤其是南宋時期。
歷史學家粟品孝寫道：“在南宋， 尤其是南宋晚期，火器廣泛使用，（在歷史文獻中）説到軍事裝備時大量提及，在戰場上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宋朝第二階段，大概是1120年到宋滅亡的1279年，是火藥戰爭飛速發展的時期。
我們將看到，這些發展都遵循了傑弗裏·帕克所説的“挑戰—回應的動態模式”，這是由持久的軍事對抗造就的。撐完一個回合的國家有所領悟，改革它的技術和組織結構，再將其運用到新一輪的戰鬥中。宋朝的“戰國時期”分毫不差地展示了“挑戰—回應的動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