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安史之亂，敲響了大唐的喪鐘

安史之亂是唐朝從盛世走向衰亡的轉折點。經過八年的戰爭，北方經濟嚴重破壞，戶籍紊亂，朝廷控制的人口減少2/3以上，唐廷直轄的軍隊比前期大大縮減，唐王期的政治形勢從內重外輕轉變為外重內輕。

朝廷之外有藩鎮割據，中央和藩鎮之間的鬥爭，互有勝敗，這是唐朝後期統治階級內部的主要矛盾，延續了100餘年。

在朝廷內部，則有宦官專政和牛李黨爭（朋黨之爭）。宦官專政有時又和牛李黨爭糾結在一起，盤根錯節，形成政治上不治之症，前後延續40餘年。

唐朝中葉前後，商品經濟高度發展，官員人數激增。貴族、官僚、商人都瘋狂兼併土地，大批農民破產。安史之亂後，均田制徹底破壞，租庸調已無法徵收，於是產生了兩稅法。兩稅法以錢計稅，後來物輕錢重，人民加重了負擔。

唐朝晚期吏治敗壞，災荒嚴重，賦役繁數，階級矛盾尖銳化。

公元9世紀末葉，終於爆發了黃巢起義，維持到公元907年，唐亡……

開元末年，玄宗“在位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最突出的表現是不願納諫，不聽忠言。

開元二十四年(736)十月，玄宗想從洛陽回長安，宰相張九齡、裴耀卿，因秋收未畢，建議改期。

這個建議是對的。但李林甫等二相卻逢迎玄宗說：“長安、洛陽不過是陛下的東西宮罷了，隨時可以往來行幸，何須選擇時日？即使妨礙了農民收穫，只要免去他們的租稅就可以了。”

玄宗很高興，就聽從了。就在這年十二月，玄宗又聽信李林甫的讒言，罷免了張九齡、裴耀卿，讓李林甫當了宰相。

對此，司馬光說：“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 聰明，以成其奸； 妒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

李林甫陷害功勳卓著的名將王忠嗣，殺戮揭發他的趙奉章，重信佞臣酷吏楊慎矜、王鉷、吉溫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把朝廷弄得烏煙瘴氣。到天寶十一載(752)，李林甫執政19年，是造成唐朝腐敗政局的重要因素。

李林甫死後，楊貴妃的堂兄楊國忠當了宰相。楊國忠是紈絝無賴之子，和李林甫相似，也善於迎合上意，又善於搜刮民財，充實國庫，因此取得玄宗信任。他執政以後，一身兼40餘職，任意處理事務，表示自己精明強幹。對於正直有才能的人，則百般誣陷。

天寶十三載(754)，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

楊國忠廣收賄賂，積縑多至3000萬匹。這樣的人執掌國政，更加速了禍亂的爆發。

政治腐敗的另一表現是宦官干政。開元末年，宦官高力士不僅在宮中侍衛，而且外間進奏文表，須先經他審閱，小事他就直接處理。大臣宇文融、李林甫、安祿山、高仙芝、安思順等人取得將相高位，都是走高力士的私門。

宦官成為玄宗權力的化身，太子呼高力士為二兄，諸王公主呼為阿翁，駙馬呼為阿爺。高力士資產殷富，京城內外邸第田園，幾乎一半為宦官所有。

宦官干政加重了政治腐敗和混亂。

另一方面，天寶年間，唐軍接連打敗仗。安祿山敗於契丹，高仙芝失利於怛尼斯，尤其是鮮于仲通和李宓兩次敗於南詔。

天寶十載(751)，“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 未戰士卒死者十八九，莫有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徵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震野" 。

由此可見，天寶年間的階級矛盾已相當尖銳，一面是荒淫奢侈，揮金如土，另一方面是妻離子散，飢寒交迫。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正是當時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深刻寫照。

其次，安史之亂是地方節度使反對唐朝中央政府的叛亂，而節度使這種封建地方割據勢力的形成，具有其歷史因素。

開元后期，府兵制破壞，邊將權勢逐漸強大。在府兵制下，衛士輪番服役，將不得專兵。實施募兵制以後，當兵成為長期職業，他們和將領之間容易形成私人隸屬關係，從而使軍隊逐漸變成個人武裝。

另一方面，府兵制破壞以後，邊鎮兵力擴大，首都周圍軍隊減縮，唐初內重外輕之局轉變成外重內輕，地方節鎮勢力強大。

至於天寶年間“蕃將”權勢的擴大，主要是李林甫造成的。早在唐朝初期，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如李靖、李勣、劉仁軌、婁師德等。開元前期，薛訥、郭元振、張嘉貞、張說、蕭嵩等，也由邊帥入相。

而蕃將，雖然忠勇雙全（如阿史那社爾、契宓何力），也不能“專大將之任”。“蕃將”遠征時，“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如阿史那社爾討高昌，以侯君集為元帥；契宓何力討高麗，李勣為元帥。

朝廷這樣做，不僅使邊將不能久掌兵權，而且適當的約束蕃將，對於防止軍閥割據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李林甫掌權以後，“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峻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皆用胡人，精兵鹹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用李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

第三，在北邊邊區還存在著民族矛盾。從隋朝至唐初，有不少突厥人遷到幽州以北，在遼西又有不少奚和契丹人。他們仍保留著自己民族的風俗習慣，他們生活上仍然是”擊球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

武周萬歲通天元年(696)，營州都督趙文翽，虐待當地少數民族，“契丹飢不賑給，視酋長如奴僕”。當時契丹松謨都督李盡忠、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等十二州，殺了趙文翽，河北震動。這是營州民族矛盾的一次爆發。

據唐人姚汝能的《安祿山事蹟》中記載：“祿山專制河朔以來七年餘，蘊蓋奸謀，潛行恩惠，東至靺鞨，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前節度使招懷夷狄，皆重譯告諭，夷聶之意，因而往往不傳。祿山悉解九夷之語，躬自撫慰，曲宣威惠，夷人朝為俘囚，暮為戰士，莫不樂輸死節。”

在起兵前，安祿山在契丹雜胡中選出八千精銳，號稱“曳落河”，作為叛亂主力。

天寶十三載，他為了收買人心，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羅等族升將軍者500人，中郎將2000餘人。第二年，又以蕃將32人代替漢將。

這樣一來，安祿山叛軍的骨幹基本上是蕃將。不僅如此， 而且安史之亂爆發後，叛軍殘酷屠殺漢人，唐軍也進行報復。如張巡曾俘四百餘人，對“胡兵”則“悉斬之”，對漢人則“散令歸業”。

可見安祿山叛亂不僅利用民族矛盾，而且激化了民族矛盾。

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九日，安祿山坐著鐵車，指揮10餘萬叛軍，長驅南下。沿途唐郡縣官員，或開城迎降，或棄城逃竄，或被叛軍殺戮。唐廷狼狽不堪。

唐玄宗聽到安祿山叛亂的訊息，最初不相信。叛軍攻入河北，唐玄宗不得不倉促佈防，調安西節度使封常清任范陽平盧節度使，到洛陽募兵，10天之間得六萬餘人，並拆掉河陽橋（今河南孟縣北），防止叛軍渡河；任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新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三郡，防守黃河以南；在關中募兵11萬，其中多為市井小販和流氓，以皇子榮王琬為元帥，高仙芝為副帥，宦官邊令誠監軍，統諸軍屯駐陝州（今河南三門峽陝州區）。

叛軍既野蠻又殘暴，他們“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財帛、婦人皆為所掠。男子壯者為之負擔，羸病老幼，皆以刀槊屠殺之。”

二月，顏真卿領兵聯合清河博平兩郡兵，大破叛軍，攻克魏郡（今河北大名）。河北唐軍的聲威，從此大振。

同時，唐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率蕃漢兵1萬餘人和太原弩手3000人出井陘（今河北井陘），收復了常山，打敗史思明，並奪回七縣。

朔方節度使郭子儀，也率兵出井陘，在常山和李光弼會師，共有蕃漢兵10餘 萬人，迫使叛將史思明退守博陵（今河北定縣）。

河北人民為了保鄉保家，自己組織起來，大者一二萬人，小者數千人，各自抵抗叛軍的侵擾。唐軍在河北取得主動地位。

針對唐軍在河北反攻的勝利，安祿山、史思明進行了新佈置。他們從東都洛陽派出兩萬餘人，又發范陽餘部，合史思明軍共五六萬人，以保衛河南到范陽之間的後路。

天寶十五載(756)五月，河北方面軍攻勢迅猛，郭子儀、李光弼大破史思明於恆陽城下，斬首四萬餘人。史思明墜馬，扶斷槍逃入營中，率殘兵退守博 陵。

郭子儀進攻博陵，軍威大震，河北十餘郡紛紛殺叛軍守將，歸順朝廷。

唐軍的勝利，使安祿山惶恐萬分，把漢奸嚴莊、高尚召來罵道：“你們叫我反唐，說是萬無一失，現在起兵幾個月了，連潼關尚未拿下。目前我軍後路已被切斷，受到四面圍攻，萬無一失，又在哪裡？”

哥舒翰預計這次出師難以取勝， 因此捶胸痛哭，勉強引兵出關。唐軍大敗，哥舒翰被部下蕃將出賣，唐兵幾乎全軍覆沒。

唐肅宗即位不久，郭子儀領精兵五萬到達靈武。卓越的政治家李泌來到靈武，支援肅宗平定叛亂。在李泌的建議下，以長子廣平王李俶為天下兵馬元帥，率領唐軍討叛。

安史叛亂爆發以後，黃河南北廣大地區，或被叛軍控制，或變成戰場，人民流徙死亡。朝廷的經濟來源，基本上依靠江淮以南供應。睢陽（今河南商丘）是江淮與關中間的交通樞紐，唐軍控制睢陽，便可以防止叛軍南下江淮。睢陽的戰略地位極端重要。

張巡從寧陵（今河南寧陵）率3000勁卒支援睢陽，守軍增至6800餘人。張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天衝殺20餘回合，堅持了16天，活捉叛將60餘人，殺敵2萬餘，士氣倍增，迫使叛軍暫時退卻。

兩個月以後，尹子奇又引兵進攻睢陽，張巡宰牛殺羊，激勵將士，親自扛著大旗，身先士卒，衝入敵陣，叛軍死傷3000餘人，奔逃數十里。

過了幾天，叛軍又來圍城，張巡率眾反擊，一晝夜間大戰數十回合。尹子奇雖然受創，由於他在外線作戰，兵糧隨時得以補充，仍然堅持圍城。

一天夜間，張巡在城中鳴鼓。叛軍聽到城裡鼓角之聲，徹夜警備無法休息。天亮以後，張巡又把守軍隱蔽起來，叛軍不見城內有兵，便解甲休息。這時，張巡、許遠、南霽雲等十餘名將領，各率五十騎，開城出擊，殺叛軍5000餘人。

張巡打算射死尹子奇，只是找不到他，便削嵩為鏃，射進叛軍營內。叛軍誤認為唐軍的箭支消耗已盡。尹子奇親自出馬督戰。大將南霽雲一箭射中了尹子奇的左眼，尹子奇疼痛難忍，伏鞍而逃。

七月，尹子奇又糾集幾萬叛軍進攻睢陽，想報仇雪恨。當時城裡糧食十分缺乏，將士每天只能吃一合米，雜以樹皮茶紙充飢，士卒減員，只剩1600餘人，其中有些還是傷員，張巡加固城防工事，固守待援。

叛軍雖然用雲梯鉤車、木驢等進攻，都被破毀。尹子奇黔驢技窮，不得不停止進攻，在城外挖了三道壕，並設立木柵，準備長期圍困睢陽。

到了十月，城內連鼠雀都吃盡了。張巡的妾願殺身給將士果腹，張巡聽其自盡。許遠也殺了自己的奴婢給士卒充飢。

最後城內只剩400餘人，餓病難支，睢陽終於陷落，張巡、許遠慷慨就義。

張巡、許遠、南霽雲等是唐王朝的忠臣，也是忠於人民的英雄。睢陽人民設立了雙忠廟，悼念睢陽戰役中死難的烈士。

至德二年（757年），叛軍內部發生大動亂。安慶緒因殺掉父親安祿山，自己稱帝，史思明不服，叛亂頭子內部的明爭暗鬥，愈演愈烈。唐廷利用其矛盾，徐圖反攻。

這年九月，郭子儀等率討逆軍在扶風等地集結，著手反攻。但是，唐肅宗缺乏依靠唐軍取勝的信心，他派人勾結回紇懷仁可汗，對回紇說：“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財帛子女皆歸回紇。”這是多麼卑鄙可恥的行徑！

各路大軍從四面八方集中長安以西，約十五六萬，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在香積寺北與叛軍決戰，叛軍大敗，死傷有六七萬人。

當天深夜，叛軍撤離長安。第二天，廣平王率唐軍進城，百姓扶老攜幼夾道歡迎。

長安光復的訊息傳到鳳翔府以後，唐肅宗非常高興，文武百官前來祝賀。即日派宦官到成都，向太上皇報喜，敦請太上皇迴鑾。同時令廣平王立即出關，收復東都洛陽。

這年十月，郭子儀引兵打出潼關，克服華陰（今陝西華陰）、弘農（今河南靈寶），迫使叛將張通儒退至陝郡。

安慶緒發洛陽叛軍，令嚴莊統帥，支援張通儒，企圖阻止唐軍東下。郭子儀大軍在新店（在今三門峽陝州區西）遇到叛軍。郭子儀令回紇兵從山後繞到叛軍側面，自己麾軍前進。

叛軍依仗人多士眾，從高處下來，猛撲唐軍。唐軍前隊多人受傷，逐步後退。忽然聽到山口鼓響，千百支箭同時射向叛軍。叛軍發現回紇兵，知道後路被抄，嚇得紛紛潰逃。

叛將嚴莊、張通儒等，落荒東走。郭子儀克服了陝郡。叛將嚴莊逃到東都。安慶緒非常驚恐，倉惶聚集黨羽，星夜逃奔安陽而去。

唐軍收復了東都，回紇兵進城肆行搶掠，弄得百姓妻離子散，家盡財空，騷擾了兩天兩夜，回紇猶不滿足。郭子儀請示廣平王，召集東都父老，募集羅錦一萬匹，酬謝回紇，方算罷休。

寶應元年(762)，唐肅宗病重，宮內鬥爭非常激烈。大宦官李輔國，勾結程元振，逼死唐肅宗，殺了張皇后和越王系，擁立李豫為帝，即唐代宗。李輔國自命定策功臣，從此朝廷大權，盡入李輔國之手。

寶應元年(762)十月，以雍王李適為兵馬大元帥，與僕固懷恩、郭英人等，會同回紇兵進行總反攻。各路大軍雲集東都以北，當時叛軍十餘萬。僕固懷恩派驍騎與回紇兵繞道南山，和另路大軍協同作戰，在昭覺寺、石榴園一帶，消滅叛軍六萬餘人，俘虜兩萬餘，最後史朝義只領數百輕騎東奔鄭州。

僕固懷恩收復東都，令其子僕固瑒率步騎萬餘人追擊史朝義。

這時東都唐軍不多，回紇進城後肆意殺掠，縱火十餘日，這是東都人民八年來又一次被大劫。

寶應元年(762)十一月，由於形勢所迫，叛將紛紛投降，黃河以北各地光復。廣德元年(763)正月，范陽叛將李懷仙歸降，唐政府派李抱忠接管范陽。

史朝義想北投契丹，被李懷仙追擊，他走投無路，縊死在森林裡。歷時八年的安史叛亂，就此結束。

安史之亂對唐朝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叛軍的燒殺掠奪是北方經濟破壞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回紇助唐平亂，進入洛陽後，“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

唐軍也不例外，“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為賊境，所過擄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乾元元年，九節度使在鄴城潰敗時，“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

在這樣情況下，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發達的黃河流域幾年間變得凋敝不堪，滿目荒涼。最具體的表現是人口銳減。安史之亂前天寶十四載，全國戶數為8 914709，口數為52919309。大亂以後只剩下1933134戶，6990386口。此後雖有增加，但最多也來達到戰前戶口的一半。

從此可以看出，安史之亂對唐代戶口影響之大，其中受破壞最大的主要是經濟發達的黃河流域，具體是以下四個地區：即以洛陽為中心的汴、鄭等地區、河北地區、長安周圍各地和汴河沿岸。

如果從唐代行政區來看，受戰亂破壞最重的是河北道、關內道，其次是河南道、淮南道。

由於生產力的破壞，物資缺乏，物價高漲，鬥米少則千錢，多者七千錢，比開元年間上漲300餘倍。絹價漲到四千錢以上，比開元時提高20餘倍。這就迫使人民背井離鄉，在死亡線上掙扎。

其次，安史之亂以後，出現了藩鎮割據的局面。廣德元年 (763)，史朝義兵敗自殺，其部將紛紛投降。在這樣大好形勢下，唐軍本應徹底消滅叛軍殘部。但當時討伐軍的統帥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薛）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從此以後，河朔地區基本由安史降將佔據。唐軍在平叛過程中，一些將領的權力擴大，也獨霸一方，不服朝廷。

第三，安史亂後，邊防空虛，唐廷的統治區縮小，少數民族奴隸主經常侵犯內地。天寶十四載以後，由於邊防軍主力到中原平定叛亂，留在邊區者，多屬老弱殘兵，邊防空虛。

另一方面，在平叛過程中，邊防軍也損失慘重。如朔方軍在中原作戰，“東西南北，曾無寧歲，中年以僕固之役，又經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於天寶中有十分之一”。

邊防軍的消耗，更進一步削弱了唐廷邊防力量。代宗時，郭子儀指出：“今吐蕃充斥，勢強十倍，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眾，每歲來窺近郊。以朔方減十倍之軍，當吐蕃加十倍之騎，欲求制勝，豈易為力！入近內地，稱四節度。每將盈萬，每賊兼乘數四。臣所統將七，不當賊四分之一，所有徵馬，不當賊百分之二，誠合固守，不宜與戰。”

當唐朝邊防力量日益破壞的情況之下，周圍少數民族奴隸主，紛紛侵佔邊區。至德元載(756)十二月，吐蕃進犯威戎、神威軍，強佔石堡、百穀、雕窠三城。寶應元年(762)，吐蕃又佔秦、渭、洮、臨等州。第二年，吐蕃侵入大震關（今陝西隴縣西），攻陷蘭、廓、河、鄯、成等州。至此，“西北數十州相繼陷沒， 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袵矣"。 後來長安經常受到侵擾。

吐蕃雖然佔領河西隴右，並不滿足，後又向西侵犯，大舉進攻北庭、安西，雖有軍民的反抗，到德宗貞元六年(790)，安西、北庭兩都護府，終於失守。

在劍南道，有吐蕃和南詔先後的侵犯。至德元載(756)，南詔攻陷了清溪關（今四川犍為附近）。大曆十四年(779)，南詔又同吐蕃合謀，進攻茂州（今四川茂縣），直達灌口（今四川灌縣）。到唐文宗時期，南詔甚至侵入成都，“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寶而去”。

第四，北方人口的南移。安史之亂爆發以後，北方部分人口南遷，遷移的地點最多是長江中下游。

在南遷的人當中，只有一部分是地主官僚，多數是勞動人民， 他們對江南進一步開發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