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即：和林這個地方是有的，但自稱“和林國”，動機就很可疑。至於“西天阿難功德國”，那肯定是一個不存在的國家，不但朝廷的檔案檔案裡沒有，金史元史等歷史典籍中也都沒有。“必尼西”捏造國名，假扮使者，目的乃是為了賺取我大明朝的賞賜，我大明朝則姑妄聽之，懶得花費氣力去拆穿他。（也有研究稱該國即Annagoondy）
洪武七年（1374），一個叫“必尼西”的外國人來到南京城，要求覲見朱元璋。
與“必尼西”同來的，還有一位“汝奴汪叔”。他自稱是“和林國”官員，官職也是“講主”。此番到南京，是奉了“和林國國師”之命，給大明皇帝進貢禮物，並上交元朝皇帝授予的玉印、玉圖書、銀印、銅印、金字牌等。
負責接待的明朝官員翻遍了典籍，也沒能找到關於“西天阿難功德國”的任何記載。“和林”是元朝的舊都，這一點他們倒是清楚——但“和林”並不是一個國家，“和林國國師”這樣的名號，讓負責接待的官員們感到相當疑惑。再加上“必尼西”稱阿難功德國在西方，和林“在極北非西番”，兩國使者卻又結伴而來，負責接待的官員們覺得，自己大機率是碰上了騙子。
圖：《明史》中關於“西天阿難功德國”的記載
再然後，一點影子都沒有的西天阿難功德國“不復至”，再也沒在大明朝出現過。那個有點現實的影子、與西天阿難功德國一起來的和林國“亦不復至”，同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以上情節，載於《明史.西域傳》，也見於《明太祖實錄》。這些官修史書，自然不會明言朱元璋被人騙了。但撰史者將“不復至”、“亦不復至”這樣的字眼留在其中，意思其實已經很明白。所以，明代歷史學者沈德符在讀到這些資料之後，如此寫道：
“古來不聞有此（西天阿難功德國）夷名，且會典朝貢諸夷不載其國，並金元諸史皆無之，但其時與和林國使同來，亦遣講主朝貢獻方物，及元所賜金玉銅銀等印。按和林為元舊都，何以改稱國，必胡僧賺賞，並功德國亦偽造美名，天朝姑妄聽之耳。”（《萬曆野獲編》）
在明清兩代的朝貢史上，“必尼西”的故事並非個案。當然，更有效的方式是冒充那些真實存在的國家的使節，而非自行捏造一個不存在的國家。其中尤以朱棣時代為最盛，因為朱棣曾下旨對朝貢使團攜帶的所有貨物免稅，理由是“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萬萬矣”——人家因為仰慕我們不遠千里而來，我們卻徵他的稅，這樣做沒得到幾個錢，卻大大地失了大體。
明英宗正統七年（1442）的一份朝廷諭旨，有助於管窺這種冒充使節的情況有多嚴重。諭旨是下發給四川的都指揮使司（軍隊）、按察使司（監察）和布政使司（行政）三大衙門的，其中寫道：
“比來朝貢番僧剌麻，其中多有本地俗人及邊境逃逸無籍之人詐冒番僧名目投托跟隨者，爾三司全不審實，即便起送，以致絡繹道途，紊煩官府，勞費軍民。繼今來者，必審其果系本地番僧，方可赴京，然多亦不許過三五人，其假託詐冒者，拘留所在，奏聞處治。所貢方物、馬匹，貴重上等者照例送來，尋常中下者，就彼收牧以給邊用。其回日所帶出關食茶，人止許二百斤。”（《明英宗實錄》卷九十七）
大意是：之前那些由你們四川三司衙門送來京城的朝貢者當中，有許多人是四川當地民眾假冒的，或者邊境上的無業遊民假冒的，你們不好好審查他們的身份，一概送到京城來，弄得沿路官府和軍民雞飛狗跳、費錢費力。以後，你們必須審查清楚了才準北送，要送也只許三五人一批，不許搞大隊伍。他們進貢的東西，貴重的才準送到京城來，不貴重的當地可直接收了。朝貢者回去時，每個人只許帶兩百斤貨物。
這道諭旨，只能說明冒充朝貢使團的現象非常普遍，已到了皇帝不得不進行干預的程度，卻並不意味著後續的情況會因諭旨而得到實質性的改善。1600年（萬曆時代）前後，這種冒充現象，已被來華傳教士如利瑪竇等，看得一清二楚。《利瑪竇中國札記》中留下了這樣一段觀察：
“按照中國和西方七八個國家的舊協定，每六年允許這些國家有七十二名商人進入中國。這些商人詭稱是向皇帝進貢的使節前來旅行。……所謂進貢倒是有名無實的，……他們受到皇帝的盛待，以致平均每人每天至少得到一塊金子，遠遠超過他的費用。正是這個原因，商人常常為謀求這些使團中的一個位子而展開激烈競爭，並且向有權處理他們的位子的商隊隊長贈送厚禮。時候一到，所謂的使臣便以據稱是派遣他們來的各國國王的名義仿造文書，其中滿是對中國皇帝的極度奉承。……中國人知道整個事情是一個騙局，但他們不在乎欺騙。”
圖：利瑪竇與徐光啟
類似的故事中，最耐人尋味的一則發生在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
這一年，按照中方史料，緬甸國王派出了一支百餘人的使團，攜帶大批禮物及金葉表文，來到北京進貢——這是長達七年的清緬戰爭於1769年結束後，兩國朝貢關係的首次恢復。緬方史料則稱，他們之所以派出使團，是因為在此前一年（1787），清朝皇帝先派了一支三百餘人的使團到緬甸，呈上了各種禮物，所以1788年朝貢的實質乃是一次回禮——但這支三百餘人的清朝使團，在中方史料中完全找不到蹤影。
據緬甸歷史學者丁昂的考據與推斷，此事的實際情形很可能是這樣的：
“這是由緬甸八莫土司和一些從雲南來的商人一手策劃的，因為他們特別關心全面恢復兩國之間的貿易。他們先是讓一些人冒充中國皇帝的使團赴緬，緬王以禮相待，旋即遣使回訪北京。此時，土司和商人們便巧做安排，讓使團翻譯離開，換上自己的翻譯。這樣，當緬甸使團到達中國皇帝那兒時，他們的翻譯便解釋說這個團是來進貢的。中國皇帝十分高興，便下令全面恢復兩國（朝貢）貿易。”（高偉濃，《走向近世的中國與“朝貢”國關係》，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第45頁。）
這番情節，就奇詭程度而言，可以說與洪武七年的“一個不存在的國家派使節來到中國”不相上下，甚至猶有過之。
圖：西方人繪製的馬戛爾尼使團覲見乾隆，該使團被清朝官員自行定性為“朝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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